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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黃道明

　　中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英國Sussex University媒體研究博士，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成員。

自1949年以來，台灣的男同性戀是如何形構於國族／國家文化的空間之中？男同性戀的身體在什麼樣的正典情境裡以及性別和性相的規範體制（regulatory regim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中被物質化？被召喚為男同性戀的個體，又是透過哪種論述方式，將自己接合成為一個慾望主體，並且從這個文化形勢裡作出反抗形式的政治？最後，在台灣做為一個酷兒意謂著什麼？《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藉由著眼於酷兒性（queerness）和國族／國家文化的交織區塊，企圖建構一個台灣性相的文化史與政治。
藉由導論，我首先將思考一段來自當代台灣的特殊敘述，本書所要檢視的重要議題與這段敘述所衍生出來的討論有關。這段敘述出自知名作家白先勇的小說《孽子》的開頭（出版於1983年，並於1990年翻成英文版的Crystal Boy）。除了它眾所周知被推舉為第一本關於男同志主題的現代中文小說之外，這本文學作品的重要性還顯現於作者的一段話裡。因為白先勇以其人道主義關懷著稱，所以他試圖在以下這段訪談裡，把小說定位為主要是關心同性戀壓迫的問題：「《孽子》所寫的是同性戀的人，而不是同性戀，書中並沒有什麼同性戀的描寫，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壓迫的人。」 在接下來的訪談裡，他強調這個有問題的壓迫有其文化特殊性：「（關於同性戀的再現）中國文學裡沒有可供參考的作品。然而，我堅持要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同性戀的問題，去寫一個中國人的世界。」

《孽子》設定在1970年，由一名做為「被拋棄的」青少年以敘事者身分揭開序幕，從以下這段關於新公園的描述展開（新公園在1996年更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首都台北一處同志釣人的場所）：

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

白先勇所喚起的「白天／黑夜」意像──此二元的象徵對立是透過諸如「正當／不正當」、「揭露／祕密」、與「像樣／見不得人」等意義所展現出來的 ──立即清楚顯示台灣同性戀的社會困境。更進一步來說，相對於當時主流的同性戀論述裡，男同志總是被對象化（objectified），而且總是被再現為他者的奇觀（spectacle of the Other），這個段落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在於，台灣同性戀壓迫的問題以史無前例的方式被提出來而且引起了注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受壓迫者的處境以集體的方式發聲；它接合自一個第一人稱-複數-言說的主體位置，一個主體性認同的位址，一個被驅逐的敘事者所認同的「我們」。的確，就是這個毫不曖昧模糊的同性戀認同接合位置（articulatory position），使得《孽子》成為當代台灣男同性戀最重要的再現。也因為如此重要，小說的名字到了1980年代末，成了公共論述裡男同性戀的新意符（signifier）。

重要的是，在1990年代台灣的同志運動開展之時，《孽子》累積了更多的象徵意義。1995年，當時市長是陳水扁（後來成為2000年到2008年的台灣總統）的台北市政府宣布著手進行一項都市重劃方案，名為「首都核心區規劃歷史保存計畫」。透過歷史記憶的重新改寫，這個方案打算驅逐並代之以中央政府行政特區的威權氛圍（此氛圍乃在戒嚴法之下所形成的），藉此體現陳水扁的競選口號要將台北轉型成一個「希望、快樂」的「市民城市」。新公園的歷史位址因為在總統府旁邊而被納入規劃之中，但是新公園做為台灣最出名的男同志釣人地點的歷史重要性，卻完全沒有被寫進計畫所要拼湊的集體記憶之中。 為了抗議這種排他性的市政工程，一群以當時正在大學校園發展的女男同志社團學生為主體的運動者，以「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簡稱「同陣」）為名組織起來。令人深思的是，在這場政治抗爭的過程中，當性公民（sexual citizenship）的概念首次在台灣的公領域被喊出來時，《孽子》被部署成了一個接合的媒介（medium of articulation），而且被高度政治化。 《孽子》不只被宣示成為一部男同志歷史的書寫，其描寫1970年代以新公園為基地的男同性戀地下文化；它也成為一個身分認同的位址，其自我選擇命名「同志」來指稱一種同性戀意識的新模式。在一封叫做「同志尋找同志」的連署書裡，「同陣」特別引述小說裡的以下這一段話，藉由對1970年代「悲情」筆調的改寫，以突顯出1990年代台灣同性戀的社會困境：

在同志的王國裡，不再害怕白天，不再被迫隱形，因為這不再是一個不合法的國度：

我們擁有政府的資源合理分配，
我們擁有法律的充分保障，
我們被眾人承認和祝福，
我們被歷史尊重和書寫……

《孽子》的再度表意化（resignification）──從1980年代第一個處理同性戀壓迫問題及其文化特殊性的文本，到一個1990年代新興「同志」運動形塑政治認同的文本──指向了一個在當代台灣關於性身分打造的歷史與表意過程。在此，在這裡我們可以分別對白先勇的敘事本身、及其在同志運動裡所被賦予的新政治意涵，提出兩組關於認同形塑的問題。首先，白先勇的敘事所展演的「我們」是如何被建構的？假若這個社群／共同體總是「被想像出來的」，那麼在那個特定的社會裡，想像一個既「不合法」而且又不「被尊重」的社群到底意謂著什麼？ 進一步來說，在台灣法律從未明文禁止同性戀的情況下，這樣的禁制感從何而來？那個自貶自抑的羞恥感，是如何結構、並運作於本地文化？最後，如果說國族-國家本身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其在後殖民世界裡以異質而非同質時間被敘事化，那我們該如何定位這種與既定國族-國家的論述空間有所關聯的文化想像？

第二組提問在於，作為宣達同志主體的「我們」和《孽子》裡無以名之的「我們」到底有何歧異？這兩個「我們」的連結，在什麼程度上是建立在過去和現在全然的歷史斷裂，抑或是侷限的歷史連續體上？更進一步來問，想像同志公民權與當下性與社會秩序關係的重要關鍵是什麼？如果說採用「同志」這個新身分認同標識著一種對於同性戀壓迫過往的集體拒絕，那麼在什麼程度上，要求社會認可的呼聲卻無法挑戰那個原初生產並裁定了「我們」的既存社會常規？最後但尤其重要的是，做為被治理的「我們」如何在這樣的地理政治場域裡，重新想像描繪出一種進步的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