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碧華克 出版社：群學出版日期：2006-08-15語言：繁體中文ISBN/ISSN：9868107687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44頁開數：23.4 x 17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社會議題/研究
作者簡介史碧華克（Gayarti Chakravorty Spivak）哥倫比亞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系亞弗隆基金講座教授專長領域：十九世紀文學、馬克斯主義、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解構 主要著作：《在其他世界：文化政治論文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e Politics)、《在教學機器的外部》(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等書譯者簡介張君玫從事學術翻譯工作多年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心理分析、科技∕科學研究。
在全球化殖民與後殖民情境中，一個抵抗性的「未來」還有可能嗎？如果有，足以造就這種「未來」的行動力又位於哪裡？ 這不是一本打高空的「純理論」著作，而是有著高度倫理－政治參與的干預主義文本 （interventionist text）。 讀者須謹記：我們書寫這些消逝當下的歷史，是為了養育一個關於未來的記憶、一個可能的抵抗與行動力所在，那本書的副標題立刻就展現出一種高度干預的行動主義色彩。 作者對迂迴思路不加迴避，言明要「利用解構來協助閱讀」。閱讀一本書，尤其是這樣一本書，讀者必須學習順著作者的思路旅行，而這正是解構的第一步：去追蹤論述的形跡，它推開什麼、連接什麼、又切斷什麼，以便讓論述的線索繼續編織。 因此，請本書的讀者們，接受原書作者和中文譯者的邀請，靜下心來參加這一場「解構的閱讀政治」（deconstructive politics of reading），並以這樣的解構方式閱讀這本書。
譯例作者中文版序譯者序︰養育一個關於未來的記憶前言第1章 哲學第2章 文學第3章 歷史第4章 文化附錄︰解構的展開勞動索引
開宗明義，我的目的是要追蹤「土著報導人」的形象（the figure of the Native Informant），途經各種實踐：哲學、文學、歷史、文化。沒多久我就發現，這是關於殖民主體（colonial subject）〔譯註1〕不斷將自身抽離「土著報導人」的過程。1989年之後，我開始感受到有一個特定的後殖民主體（postcolonial subject），早已反過來重新編寫殖民主體，並占據「土著報導人」的位置。而今，隨著全球化的風行草偃，遠距傳播的資訊學打著本土知識的名號，直接染指「土著報導人」，而行生命剽竊（biopiracy）之實。於是，我在本書第一章所解析的那種提前取消（foreclosure），〔譯註2 〕仍舊持續運作，甚且變本加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編的《生命支持系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如下「定義」人類歷史上的原住民階段：「古早以前的時間（timescale of the far past）??〔其〕關連到一種惰性的取向（inactive approaches），對環境的破壞與耐受力漠不關心。」由於「〔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固有的歷史限制」，1這些原住民當然不可能像亞里斯多德「解開?? 價值的表達之謎」那樣，思考所謂的環境耐受力（sustainability）。那原本順應生態群落韻律（rhythm of ecobiome）而活的實踐哲學，如今不由分說被汙蔑成對環境的「漠不關心」。【進一步的闡述，參見第四章註腳78】 在這種動態的衝擊之下，本書所勾勒的是一個研究者走過的路—從最初的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研究，行至跨國文化研究（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當文本試圖捕捉不斷消失的當下，跨國文化研究的位置，是我所立足的一個「移動基地」（moving base），並在全書敘述性的註腳中得到確認。有些讀者或許會對此感到厭煩與困惑，但我衷心盼望，也會有讀者樂於分享這樣的挑戰。本書所設定的讀者，就像我在第四章所發現的新面孔，非常地多元與紛雜，很難說他們共同具備什麼特定的旨趣或基本程度。基於我本身不確定的學術取向，偶而我會構想一個懂得查字典的新文化研究讀者。這本書同時也想處理，盛行於理論菁英和自認學術「執業者」當中的「被批准的忽略」（sanctioned ignorance）。這種批准的出處一樣多元紛雜。因此，本書讀者的地位和作者一樣不確定。但這不也正是所有文本的地位嗎？—在書寫與閱讀中被抵抗著。 第一章探討哲學：康德如何提前取消原住民；黑格爾如何把歐洲的他者放入一個規範性偏差的模式，而殖民主體又是如何消毒黑格爾；馬克思如何協商差異。 第二章閱讀一組文學著作，並指出殖民主義（colonialism）和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如何在文本中被刻劃。包括白朗特（Bront?）、瑪麗．雪萊（Mary Shelley）、波特萊爾（Baudelaire）、吉卜林（Kipling）、里斯（Rhys）、馬哈思維塔（Mahasweta）和柯慈（Coetzee）等人的作品。在我的解讀中，瑪麗．雪萊和最後三位的文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沒有把他性的倫理（ethics of alterity），呈現為一種所謂的認同政治：這為我們的鬥爭上了一課。若是現在，我會再加上牙買加．琴凱德（Jamaica Kincaid）的《露西》（Lucy），其多重並列的文本撼動人心，絲毫無損於對抗剝削者的批判力道，因為這本小說敢於在結局，以一種無從選擇的他性（alterity），把核心人物的專名（proper name）給徹底消融掉，並藉此用假設語氣，贖回一種去愛的權利與責任，還給那努力從受害狀態中採取行動的主體。 第三章追隨十九世紀印度山區王國的一位王妃，翻閱歷史檔案，沉思關於焚燒寡婦陪葬的政策管理。應該附帶一提的是，本章也包括〈從屬能夠發言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一文的修訂版。該文最先收錄在《馬克思主義以及對文化的詮釋》一書（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第四章檢視後現代的流行，以及女人在織品歷史中所扮演的地位。 除了〈從屬能夠發言嗎？〉之外，這本書稍早曾經出版的部分，還包括〈舍摩國王妃：檔案閱讀〉（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原載於History and Theory 24, no. 3 （1980: 247-272）〕；〈三個女人的文本以及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原載於Critical Inquiry 12, no. 1 （Autumn 1985: 243-261）〕；〈帝國主義與性別差異〉（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原載於Oxford Literary Review 7 （1986: 225-240）〕；〈邊緣的版本：柯慈的《福先生》閱讀狄福（Defoe）的《魯賓遜飄流記∕羅珊娜》〉（Versions of the Margins: J. M. 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原收錄於《理論的後果》（Consequences of Theory, edited by Johnathan Arac and Barbara Johns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4-180）〕；〈時間和時機︰法律和歷史〉（Time and Timing: Law and History）〔原收錄於《編年類型》（Chronotypes, edited by John Bender and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1991]）〕，且經過原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書各章之間並非獨立分散，而是鬆散地串連一氣：關於支配的哲學預設、歷史挖掘與文學再現—既然都是逐漸展露的後殖民所共有的 —同時也追溯「土著報導人」下意識與不連續的展露：原生的（autochthone）和∕或從屬的（subaltern）。這並不是一個透過所謂「第三世界文學」的言說、書寫與形象而表達的喻說（trope）。這個故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關於「土著報導人」如何從一個不可能的觀點，換置成一種抵抗的網絡，同時也成為超級剝削的對象。織品〔∕文本〕（text-ile）的問題本身似乎已經包含一個尾聲。〔譯註3〕在故事述說時，偶而會斷線—但斷裂的線索會再度冒出來，至少我希望如此。 這是一本女性主義的書。在第一章，女性主義的議題是「事先展露的（pre-emergent）」（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用語來說）。〔譯註4〕它們是其他議題的底質。我在第四章對當代「文化主義的普遍主義的女性主義」（culturalist universalist feminism）提出了批判。 這本書在歸架時應該和下列作者擺在一塊：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德尼茲．坎帝尤提（Deniz Kandiyoti）、克圖．卡拉克（Ketu Katrak）、瓦內馬．魯比安諾（Wahneema Lubiano）、鄭明河（Trin-ti Minh-ha）、錢卓拉．托帕德．莫罕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王愛華（Aiwah Ong）、莎拉．蘇勒律（Sara Suleri）。在我寫作這本書的多年裡，這些女性，以及其他未能在此一一提及的許多女性，共同大力促進後殖民的女性主義研究。其中蘇勒律和我比較專注於分析主流的文本。但這些學者和我本人的作品之間，確實都存在某種未被認知的相似性，這證明我們致力於共同的鬥爭。 但我確實比較專注在主流的文本，儘管我試圖探討的問題是—從屬者如何被策略性地排出組織化的抵抗。我們所棲身的女性主義和文化支配的傳統脫不了關係，即使當這種關係是一種敵對。錢卓拉．莫罕蒂（Chandra Mohanty）在她的新書裡，引用了一段「自雇婦女協會」（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SEWA）的至理名言。2當時還是一名年輕律師的艾拉．培德（Ella Bhatt），無視於運動領袖的再三勸誡，出面大聲疾呼：「但你要怎麼組織她們？這些女人根本就沒有雇主！」—正因為這一句話，培德小姐喊出了「自雇者」（self-employed）這個範疇，踏出她獨一無二的革命性計畫，迫使這些女人拿出開戶的最低限額，這才找到銀行。否則，她們恐怕至今仍被策略性地排除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之外。如今，我卻聽到「婦女世界銀行」（Women's World Bank）的尼可拉．阿曼卓（Nicola Armatrod）口口聲聲引述「自雇婦女協會」來說明「婦女世界銀行」所從事的社會工作，並且大言不慚地表示︰「自雇婦女協會」的「Chandra Behn」（?）小姐，曾經緊握她的雙手說「婦女世界銀行」是她們的恩人！我衷心相信，倘若可以訓練大家養成閱讀這個世界（reading the world）的文學習慣，應可稍微牽制這種超級強權的得意忘形，前提是：切勿諱言我們和權力之間的共謀關係。本書因此是一則「批判」—檢視後殖民理性（postcolonial reason）的生產所具有的結構。 即使這個強權沒有著手減少最乾淨的衛生法案，我們還是被困在兩個問題中間。一方面，有許多理論拐彎抹角地支持這樣的想法：向上階級流動—亦即模仿（mimicry）和假扮（masquerade）—乃是一種素樸抵抗（unmediated resistance）。另一方面，許多人依然渾渾噩噩地沒有「認知到 ??早已過了那個年代，而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再也不願意去容忍第三世界的修辭了。」3一個教文學閱讀的老師所肩負的任務被定位在這樣的無解題上面：如何對意志進行一種非強迫性的重組，師生一起穿梭在「免於的自由」（freedom-from）和「享有的自由」（freedom-to）之間；而不是一味讚頌美國的階級流動，美其名為一種素樸的抵抗。 因此，儘管我和阿加茲．阿馬德（Aijaz Ahmad）有志一同地批判大都會中心的後殖民主義（metropolitan postcolonialism），但願我的立場少一點地方主義，多一點細膩，坦承權力共謀的關係，藉此另闢蹊徑。我總是試圖在角落張望，設想別人眼中所看到的我們。但這不是為了停止工作，而是為了讓工作少一點偏狹。我從「解構」當中持續學到的或許有點風格特異，但這卻也正是牽制我的韁繩。 我還不夠博學，不敢自命有能力跨科際，但我至少可以打破既定規則。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這要問我的兩位學生，珍妮．夏普（Jenny Sharpe）和崔斯．派爾（Tres Pyle），他們在課堂上已經陪我艱辛走過這本書的前半部。至於最後一部分，我要感謝馬哈思維塔狄（Mahaswetadi）、法利達（Farida）、法哈德（Farhad）這三位朋友，讓我有機會學習到新的事物。
我們仍必須心甘情願為一個關於未來的人類學而寫。—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這句話出自《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第二章的一個很長的註腳。它貼切標示了這本書內在的問題意識：在全球化殖民與後殖民情境中，一個抵抗性的「未來」還有可能嗎？如果有，足以造就這種「未來」的能動力又位於哪裡？讀者首先應該知道的是，這並不是一本打高空的「純理論」著作，而是一則有著高度倫理－政治參與的干預主義文本（interventionist text）。儘管它的標題乍看之下頗為嚇人，但若讀者謹記：我們之所以要書寫這些消逝當下的歷史，無非就是為了養育一個關於未來的記憶，一個可能的抵抗與能動力所在，那麼，這本書的副標題立刻展現出一種高度干預的行動主義色彩。而作者史碧華克（Gayatri Spivak）的寫作風格，出於一種對迂迴思路的不加迴避，以及她言明要「利用解構來協助閱讀」的立場，拒絕把「可讀性」等同於「淺白」，似乎會讓許多讀者望而卻步。但就像文化批評家米克．巴爾（Mieke Bal）的書評所言，史碧華克這本書的「可讀性」（readability）正在於她的教學性格。1—想像你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史碧華克教授的研討課程，今天這堂課談的是黑格爾對印度經典《博迦梵歌》略顯粗糙的辯證性解讀，關於如何以歐洲目的論的規範性去貶抑印度心理傳記中特有的「例外主義」；但在課堂上，教授或許會隨時提到聯合國的「發展」政策，或是德希達（Derrida）對西方形上學的解構計畫，或是印度的現代民族主義者，或是女性的身體書寫，只要那是在這個脈絡當中切題的，並出現在她不加迴避的思路上的；偶而，她還會穿插一則不算短的註腳，比如，關於梵文的darsana一般被譯為philosophy〔哲學〕2的不恰當性，或是《博伽梵歌》當中「酬償人性弱點」的慣常主題，諸如此類。閱讀一本書，尤其是這樣一本書，讀者必須學習順著作者的思路去旅行，而這正是解構的第一步：去追蹤論述的形跡，它推開了什麼，連接了什麼，又切斷了什麼，以便讓論述的線索繼續編織。因此，首先就請本書的讀者們，接受原書作者和中文譯者的邀請，靜下心來參加這一場「解構的閱讀政治」（deconstructive politics of reading），並以這樣的解構方式去讀這本書。稟持解構閱讀的精神（不去指控、不去脫罪、留心提神、透過拆解而在特定情境中生產）〔本書英文頁碼81〕。而就像作者所說的，所有學院內的解構，都不足以和學院以外的解構勞動相提並論。這些學院外的解構，就是她在本書（尤其是第四章）所探討的，各地反全球化的全球包圍運動（global-girdling movements）；而對付著這些運動的，除了像「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等組織以「發展」（Development）為名對「地方」（南方）資源（包括當地的人們和動物，甚至她們的DNA〔成為西方科學家的「專利」〕）的掠奪之外，也包括某些倡議「全球性」（globality）的北方理論家對南方「土著報導人」（native informant）的提前取消或壓制，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全球村》（1989）正是這種壓制的當代最佳事例之一，以左腦／右腦、分析／整體，理性／直觀等一系列的二分法換置，來總結北方和南方的關係，並藉以終結南方的能動力〔參見第四章〕；而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早在十八世紀就已透過對「生人」（man in the raw）〔原住民〕的提前取消來確立歐洲作為「主體如是」的地位（subject as such）〔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