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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生命

作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1-07
語言:繁體中文
ISBN/ISSN:9786264191142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672頁
開數:14.8 x 21 x 3.2 cm開
類別:精選書展 > 人文/史/哲視野

定價:NTD$ 780
優惠價:NTD$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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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1906年出生於德國的政治哲學家,曾師從海德格與雅斯培,在納粹統治德國時移居美國,一生關注猶太民族的命運,積極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拯救猶太文化。鄂蘭著作豐富,當中《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了她政治哲學家地位,並一度成為左右美國學術潮流之思想家,是近代重要的女性哲學家之一,影響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研究。她的作品包括《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在過去和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論革命》(On Revolution)、《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論暴力》(On Violence)、《共和危機》(Crises of the Republic)、《康德哲學講座》(Lectures On Kant's)、《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等,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部份是處理權力和邪惡的本質,以及有關政治、直接民主、權威和極權主義的著作。

譯者介紹

蘇友貞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碩士,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校區管理資訊系統碩士。曾以映鐘筆名發表過小說, 詩及散文。譯作包括 《女哲學家和她的情人 – 漢娜.鄂蘭和馬丁.海德格》、小說選集《知更鳥的葬禮》。近作見於中國大陸 《萬象》 雜誌,《讀書》雜誌,《三聯生活周刊》,台灣《當代》雜誌,及美國 《聖路易新聞》, 英文小說發表於 《Other Voices》,《River Styx》 等美國文學期刊。

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最有智慧之光的心靈。」——《波士頓環球日報》
「漢娜‧鄂蘭最有魅力亦最引人深思的著作。」——《紐約時報書評》
「一個充滿熱情與人文智慧的心靈, 探索著心智如何運作的基本問題。」——《新聞週刊》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導讀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是二十世紀思想家中最重要的成員之一,其所撰寫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為二十世紀政治哲學以及政治學領域的經典之作
,而她諸多作品中的原創性思想更廣為引用。

  《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是鄂蘭最後遺作,以更為哲學性的思維探討人類的三種心智活動:思考、意志與判斷,隱約呼應著大哲學家康德(Kantian)的三大批判理論: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以及判斷力批判。全書分為上卷〈思考〉及下卷〈意志〉兩個部分,上卷最初是1972年鄂蘭在英國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的季佛講座 (Gifford Lectures)的演講,參加此講座的演講者皆是鼎鼎有名,如杜威、柏格森、維廉.詹姆斯、懷德海等人;下卷〈意志〉的開頭也是在同一場合所發表的演講,兩卷在作者漢娜‧鄂蘭過過世後,後由瑪莉.麥卡錫 (Mary McCarthy)以好友兼文學遺產執行者的身份,於1978年將手稿整理付梓。在這部著作中,鄂蘭不同於其他政治理論方面的著作,審視「思想」並再度回歸到哲學上的思考,探究思想在當代生活中的各種面貌—— 認為「思想」這件事,是人最基本的心智活動,亦即思考、意志與判斷。鄂蘭在「行動世界」的框架裡進行哲學探索,探討思想是否能夠增益人的行動、明辨真理、分別美醜的能力?

  《心智生命》是鄂蘭一反過去關注外在事務,轉趨內在哲學的思考,是她留給後世少見的寶貴哲學遺產,不僅是鄂蘭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更可視為她對自身思想的最終結論。

章節試閱

我為這個系列講座所訂的題目「心智生命」聽起來很浮誇,而要談論「思考」這樣的主題,對我而言又似乎有點僭越,因此我認為,與其在開頭一味地道歉,不如先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當然,這個題目本身並不需要任何辯解,尤其是放在季佛講座(Gifford Lectures)這樣聲譽卓著的框架內。使我不安的是,如今要演繹這個題目的竟然是我自己,因為我從無成為「哲學家」的野心,更無意自謂是康德所界定的「職業思想家」(Denker von Gewerbe)。所以我必先自問,是否該把這個題目交回到專家的手裡。要徹底地回答此一問題,我首先必須明白陳述,自己為何會從安全的政治哲學理論領域裡跳出,貿然進入這些令人生畏的議題裡。

從現實經驗的層面來講,我對心智活動的關懷有兩個不同的起源。最直接的刺激,是旁聽艾希曼(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審的經驗。在報導該事件時,我用了「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詞。在這語彙的後,我其實並沒有任何足以支撐這語句的命題或信條,我只是隱隱地覺得這個詞與我們傳統中(不論是在語意、宗教或是哲學的層面上)對邪惡的思維是背道而馳的。在我們既有的認知裡,邪惡總沾帶著魔鬼性,它是撒旦的化身,「從天堂墜落的光明」(〈路加福音〉10:18);或是墮落天使路西法(Lucifer)――正如詩人伍納慕羅(Unamuno)所說:「魔鬼也是天使。」它最大的罪過是驕狂(「和路西法一般的驕狂」),而「驕縱狂傲」卻是最優秀者才可能具備的特質:他們不願意侍奉神,他們要成為與神同等的存在。我們也一直認為邪惡的人是因嫉妒而生惡念,他們怨恨事不順遂並非出於己過(如理查三世),或如該隱之怨,該隱殺其弟亞伯,是因「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卻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邪惡也可能肇始自懦弱(如馬克白),或是出自對純粹良善的強烈恨意(如依雅各〔Iago〕所說:「我恨摩爾人。仇恨是我的座右鉻。」或如克拉賈特〔Claggart〕痛恨比利.巴德〔Billy Budd〕「野性」的天真,被梅爾維爾〔Melville〕形容成是「本質上的墮落」),邪惡還可能是來自萬惡之源的貪婪。

但是,我所親身經驗到的,卻和這些傳統的講法完全不同,我的經驗又是那麼不可否認地真確。最令我驚訝的是,行惡者所顯出的淺薄,使我們無法將他們那些不容置疑的惡行,追溯到任何有深度的根源或動機。雖然他們的惡行怪誕無比,但行惡者(至少此刻站在審判席上的那位效率十足的行惡者)卻是如此地平凡、普通,既不怪誕,更無任何魔力可言。我們在他的內在,簡直找不到任何理念與動機,而在他的過往行為、審判期間與預審時的表現中,只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負面特徵:那不是愚蠢,而是缺乏思考。在以色列法庭及監獄的各種規則中,他的表現一如在納粹政權裡那樣出色。一旦這些規則消失,他就變得不知所措。他在法庭上充滿陳腔濫調的語言(正如他在公職生活中所展現的那樣),化為一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劇。陳腔濫調、死守成規、公式化的語彙與行為等,都是庇護我們不與真實照面的社會功能,這些被社會認可的功能,暫停了現實事物對我們所強索的、必要與不止息的思考。如要全時地應付這思考的索求,我們必會筋疲力盡。而艾希曼和我們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有這種索求的存在。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少有時間,也無意停下來思考。這種缺乏思考的狀態,激起了我的興趣。行惡(不論是作為犯或不作為犯)是否可能不僅沒有所謂「卑劣的動機」(如法律所稱者),甚至根本沒有任何動機,亦並非出自興趣或意志的激發?不管我們如何界定邪惡,那用以裁定「惡棍終是惡棍」的惡念,會不會根本不是行惡的必要條件?而在討論善與惡的問題時,我們辨認是非的心智能力,是否和思考的心智能力相關?當然,我指的並不是思考可以製造良善的行為、「良善可以被教導」那樣的論調。可被教導的只有習慣與習俗,我們也非常清楚,當環境改變而產生了不同的行為標準時,習慣與習俗能快速地被消除與遺忘。(我們常在「道德」與「倫理」的課程裡討論善惡的問題,這已充分顯示了我們對此議題的無知。因為「道德」〔morals〕這個字的拉丁字源是習俗〔mores〕,而「倫理」〔ethics〕的希臘字源是「習慣」〔éthos〕。)所以,我所面對的缺乏思考,並不是來自對良善習俗的遺忘,或是無能了解善良的愚昧,更不是來自所謂的「道德瘋狂」。因為缺乏思考亦顯現在其他眾多的、無關道德決策與良知的事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