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欽榮、鄭南榕基金會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12-29語言：繁體中文ISBN/ISSN：9789574454969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28頁頁開數：14.8 x 21 x 2.64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人文/史/哲視野
曹欽榮 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董事兼執行長。成大工管系、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畢，台灣游藝設計公司負責人。曾參與台北228紀念館1997年創館整體規劃、展示設計，自2001年參與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文史採訪、展示設計。長期收集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口述歷史。鄭南榕基金會 鄭南榕基金會的成立，是為了紀念鄭南榕宣揚言論自由的理念，並促進台灣意識的覺醒，以推動台灣文化的振興。紀念館將鄭南榕自焚的自由時代雜誌社歷史現場，完整保存，並開放以供憑弔追思，館內陳列當時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出版品，並定期舉辦相關活動，以見證箝制思想言論自由的時代。
「流麻溝十五號」是綠島思想犯共同的戶籍所在地。 一九五○年代初，綠島新生訓導處曾經關過一批女思想犯，她們稱為「綠島女生分隊」。 無法想像的監獄生活，出獄之日遙遙無期，對家人親友的掛念、對未來的茫然，衝擊著她們失去自由的心靈。出獄後，面對社會的歧視與生活的困苦，拼命求得一席之地。 六十年後，我們終於聽到阿嬤們親口講出這些故事，透過僅存的書信、照片、記憶，帶我們回到那個荒謬的年代，一段如此獨特的女性生命史。 張常美(省立台中商職一年級)──無辜的九十九人 老蔣說：「寧可錯殺一百個，也不要放掉一個」，我就是其中的九十九個。 黃秋爽(台北靜修女中三年級)──我家七人被抓 我被判刑時，沒有拿到判決書，我爸爸也沒有判決書，因為家沒了，沒地址可以寄。 張金杏(彰化大肚國小老師)──岩石縫長出的小草 我這個政治犯絕對要做給你看，我絕對要比那些沒有被關的人更厲害、做得更好，就是要走出來給你看。 陳勤(台北福星國小老師)──天空在屋頂的那一端 原本期待燦爛歲月的未來，不料婚後不久即遭無妄之災，身繫囹圄五年六個月又十六天。 藍張阿冬(女兒一歲襁褓中)──帶著一歲女兒入獄 他們來抓時，女兒才一歲多，我正抱著她餵奶，看他們一堆人進來，我的腳就軟了，手還抱著女兒吃奶。 施水環(台北郵電局職員)──辭別尊顏，無日不思 當每晚夢見慈祥的媽媽跪在神前為了您兒女祈禱，我眼淚暗暗地濕透了枕頭，只有您的來信，無時在我的身，入睡前一定拿起重念一遍。本書特色 1.本書與《青島東路三號》同為鄭南榕基金會策劃，黃子欽裝禎設計，近期出版的還有《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美援時代：鳥事並不如煙》等書，同以台灣近代生活為主題，是近期書市引人注目的話題焦點之一，也掀起許多年輕讀者重探台灣過去風貌的興趣。 2.累積十多年、上百人次的採訪收集，篩選出最為完整的個人紀錄，並透過各種管道取得珍貴老照片、官方檔案、歷史影像、背景考證。白色恐怖時期非官方版的女性口述歷史，首次完整出版。 3.書中收錄五位阿嬤的口述人生，有苦有樂、悲喜交集，跌宕起伏更甚小說情節，並佐以僅存的當時老照片及圖像，帶領讀者回到那個荒謬又現實的年代。書中最後一位主角施水環，是書中唯一一位被槍決的女性，只留下寫給家人的書信筆記以及生前照片，連死後的安葬地點皆不可考，但書信中她純潔的心靈與堅定的信念，令人動容。 4.本書較少著墨於國族認同等政治議題，更多試圖探索女性柔軟的人格特質，從生活中積極奮鬥前進的精神。如同眾多猶太人及戰爭受難者的口述歷史，往往是受難後的自我療傷，而女性療癒歷史創傷的特殊意義，在本書中更得到彰顯。
張常美草屯布店之家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南投草屯，草屯雖然是小鎮，但從小我家開布店，家境小康。那時候很多人都自己做衣服，布店生意不錯。我想祖先可能在曾祖輩之前就來台灣了，剛來的時候應該很艱苦吧！我看過曾祖母裹小腳的相片掛在大廳裡，但小時候不曾見過曾祖父母。就我所知，叔叔、爸爸家裡都是務農的，住在草屯北勢湳，我爸爸在那裡出生。他們出生時，家裡是耕田的。我爸爸受過日本教育，他六年公學校畢業後，再讀兩年高等科。我出生時，爸爸就已經開布店。爸爸以前也跟著耕田，但他受不了，因為會被水蛭咬，他無法繼續做農。讀書時日本老師很疼他，介紹他到一家私人醫院當藥劑師包藥，爸爸就出來做事，叔叔留下來耕田。爸爸叫張成章，媽媽叫曾玉。我媽媽是草屯坪頂人，沒有受教育，也是耕田人家。爸媽結婚是用田庄的方式吧，媒人介紹，用轎扛。爸爸大媽媽一歲，兩人不是很合。我下面本來有五個弟弟，頭一個弟弟四歲就死了，排行是：我、弟弟、妹妹、三個弟弟，我是老大。第二個弟弟多年前已因鼻咽癌過世。我先生歐陽劍華幫他很多忙，經常寄錢給他。為我先生擔保出獄的是大弟，他當時在津津味素公司上班，蘇友鵬醫師的岳父好像就在那裡。父親於二次大戰結束後，跟人合股做醬油工廠，做得很大、很好，後來他幫人擔保被倒了，變賣家裡財產，連股份也退掉，變成不知如何生活，很可憐。我被抓之後，家裡也敗壞下去。我唸草屯公學校，都是台灣人唸的，另外有一所草屯小學校是日本人唸的。公學校讀了六年，五、六年級時常有空襲，邊唸書邊躲空襲，很危險。我外婆叫我們搬去北勢湳，住了一段時間，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才再搬出來住回草屯，之後我去讀台中商業學校。我從田庄出來，應該比一般人晚二年才讀初中。台中商職一九四六年秋天，要進初中前，校長很疼我，在口試時就先跟我說：「妳要先去改名，再來讀書。」我猜想我可能考上了。日本時代我叫「張氏富美子」，唸成Humiko，大家都叫我Humi，現在還是叫我Humi。後來父親把我名字改為「常美」。沒想到我是榜首，草屯只有我一位考上，之後就有好幾位進台中商職。不過考上台中女中的也很多。我本來要考台中女中，知道商業學校在招募，我問爸爸，他說：「好啊，讀商業學校，出社會可以當會計，去考看看。」我是草屯第一位去讀台中商職的女性，如果出社會，要去郵局、銀行上班，我們學校學生是比女中好用，起碼記帳方面比較好。如果要考大學，就要她們那種學校，比較專精。女孩子考上商職，在草屯沒什麼好轟動的，倒是在學校比較引人注目。我那一屆商職開始招收女生，只有四十幾位，當然很稀罕。同一屆有五班，一班是女生，男生四班。學長很多，當然會注目少數女生。全校約二千名學生，有四十幾位班長，會被叫出來發號司令。我從初一到初三都是班長，我的成績很好，升高一不用考試，保送上去。忘記是初二還是初三的時候，還拿到獎學金六千塊，全校只有三位拿到，我是其中之一。那時候已經換成新台幣了，六千塊多大呀。省立學校學費很便宜，一學期才幾十塊吧！省立台中商業職業學校和台中一中很近，日本時代兩個學校都很有名，日本人也很愛去考商業學校。我讀初中沒有分科，會計、簿記、珠算，全部都要讀。珠算我常參加比賽得名。國文老師是北京師大畢業的，還沒出嫁的老老師，發音非常準，我的國語基礎比較好，就是因為老師很好，演講比賽都找我去。戰後我們都不會講國語，只會說台語和日語。在家裡都說台語，跟我おやじ都講日語。我母親不識字，我們都叫父親「歐多桑」，叫母親「歐卡桑」。我書讀得很好，對我而言，讀起來很輕鬆，不會很困難。像我不喜歡化學、物理，卻都可以考得很好，背書能力很強，加上不想輸人家，每一學期成績排行榜都會登出來，一直都是第一名，在學校很受到注目。那時候每天從草屯搭火車到台中要一個多鐘頭，坐以前載甘蔗的「五分仔車」，沿途停靠十幾站，一個多鐘頭的車程常常打瞌睡，站著時候比較多，在火車上天比較亮時，就趕緊把書拿出來背。「五分仔車」從南投起站，再兩、三站是草屯，再來是新莊、霧峰，還有十幾站才到台中火車站，然後再走二十幾分鐘到學校。去上課帶著飯包，也沒想到要帶水，到學校時已經很餓，先吃一半，另一半中午再吃。口渴時開水龍頭的水喝，很有趣。當時去讀書覺得很快樂，想到我考上這個學校還不錯，學長都很神氣，還有一點日本精神，動不動就叫某某班集合教訓一頓：「看到學長要敬禮」、「地上不能有垃圾」等等，我們都得敬禮，每個人靜靜地聽訓話。父母那時沒有想過讓我商職念完後再讀大學。像我母親就很封建，都認為生女孩到頭來都是別人的太太，養了沒用，甚至嘴巴也會這樣講。很奇怪，我母親就很疼惜男生，很偏心。我被抓之後，一家子很淒慘。一方面我父親幫人作保被倒，甚至賣田還人家。我大弟正在讀台中一中，他坐火車時，他們學校的同學沒有人敢坐在他旁邊，連小孩都這樣子。他去考高中，當時家裡環境很差，考上後大家都排擠他，這麼可憐。我妹妹初中畢業就去工作，特務就去她工作地方說：「她姊姊是匪諜耶！」人家就不敢用。我出獄後才知道，那時不知是哪位監察委員要經過草屯，我父親像古時候的人，當街向他跪並磕頭說：「我女兒還小，還在唸書，什麼都不懂，不可能當匪諜，拜託你救她出來。」多可憐啊！親戚朋友都不敢來我家，再加上家裡變窮了，那十二年真的很可憐，他們不讓我知道這些，即使我知道也沒辦法，一家子都被害慘了。我出獄之後，家裡還是沒有出路，一直很窮，我也慢慢了解家裡人的遭遇。二二八停課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發生後，第二天學校才停課。我沒有注意學校的學生有什麼特別的活動，但是我知道二二八之後，學生很討厭國民黨。二二八發生當時，我正好是初中一年級下學期，看到好多學長很反國民黨，之前他們受過日本教育，受過訓練，都很團結，穿得很威武，就像軍人要出去打仗的樣子。那時台灣人一看到外省人就打，好的外省老師都被藏起來。有些外省老師是真的很好，他們被藏在學生自己家裡。我家沒有藏，有的學長把他們藏在家裡並保護他們。外省人不是每個人都差，也有受過高等教育，好的老師很認真的還是有。那時我們也嚇得要死，停課五、六天吧，亂糟糟的，都沒有去上課，街上也有人打來打去。停課時，我回去待在家，草屯是小鎮沒有發生什麼事，別的地方比較多。曾經聽過有人說客家話，那個打人的才說：「巴嘎野鹿！你怎麼不說台語，被我多打了幾下。」真的，如果用日語問你，會回答就好，如果支支唔唔，答不出來時也會被打。印象中，我曾經看過卡車上有一些人手繞到背後被綁著。學校附近有個地方叫「水源地」，若有「砰！砰！砰！」的聲音，就是送一批又一批人去槍斃，這是二二八之後。那時已回到學校唸書，學校都聽得到，女生不敢去看，很多男同學跟著去看。有位男同學看了之後，在水溝旁「哇！」一直吐，邊哭邊吐，好像嚇到的樣子，我印象很深。人家跟他說：「你幹嘛去看？嚇自己。」我看到的男同學是初中學生，吐得很厲害，太可怕了。那之後，又有人再被槍殺。遭到牽連我會被抓很倒楣啦，因為在學校受人注目，被選為自治會的會員，一年級就開始了，每一班都要參加，由班長代表，會長會換人。我認為我的事情應該是高一發生的，在我高一時，吳明正是會長，張翠微介紹我認識吳明正，她和我是初中同班同學，她後來考上台北的女師範。張翠微住南投，我住草屯，搭同一班火車上下學，比較有接觸。出事後，她曾被關了一個禮拜（這事我後來才知道），是我沒說出她，才救了她。我被抓去台北保密局，有一天被叫去問話：「妳認識張翠微嗎？」我當然老實說：「知道啊，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問我：「她有沒有參加共產黨？」按理說，我可以說我不知道，也真的不知道，我卻回答：「絕對沒有，一定不可能有。」所以她沒有罪。還有一位商校同學林祚庭，我們被稱為台中案，只有他一個人無罪，他也是我救的。他和我同時在學校被抓，事實上我不認識他，按理說我也可以說不認識他，真的不認識，也不曾說過話。我只想到我被抓進來這麼痛苦，就回說：「一定沒有，一定沒有參加。」所以他們兩位都無罪，但是我被加罪，我就有罪，變成我是幹部。張翠微沒有送到台北，只在台中附近關一個禮拜，因為我這句話她才能出去，林祚庭也因為我這句話也出去。按理說，我可以都說不知道，事實上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這麼痛苦，一個一個都能出去最好，都不要關起來。我有慈悲的心，才說「絕對沒有」。後來想想，也應該是沒有參加，但事實上有沒有我也不知道。而我是經由張翠微介紹，認識吳明正，照理說她的罪會比我重，我當時若說是她介紹我去，她就穩死。但是我救了她，她也知道，她母親也說：「她救了妳一命。」不過她真歹命。抓她的特務很好，跟她說：「妳打死都不可以承認妳有參加喔。」所以她被人刑求、被關一個禮拜，但堅決說她沒有參加。張翠微出來之後，被抓她的特務一直纏著，她畢業後還嫁給他。這個特務原來在中國有妻子，都沒有跟張翠微說，還和她生了一個兒子。還好兒子很聰明，長大後曾跟母親說：「什麼人不好嫁，嫁特務幹什麼？」之後這個特務想回中國看妻子，才知道：「原來你那邊有老婆，你怎麼瞞著我？」後來拿了二、三十萬給丈夫去接濟他們。我跟她說：「妳這麼傻，妳賺的錢為什麼拿給他？」她丈夫在中國的妻子已經死了，也有一個孩子，那個孩子對他非常怨恨，說：「爸爸你去台灣，害得我們變成黑五類，我考大學都考不上去。」也不招待他去家裡，讓他住旅社，錢都拿光。回來台灣之後，他兒子還寫信來要錢，他就像腳筋被砍斷一樣，才知道原來兒子這麼沒有情感，給了二、三十萬塊還不夠，之後就斷絕往來。被抓到看守所一九五○年四月十日下午，我永遠都會記得。我在上課時，校工來說：「校長叫妳去講話。」我就去，校長常常叫我去講話，去也不知道什麼事，一進去，陌生人兩、三位在那裡，校長都不敢看我，叫我坐下來，校長一開始靜靜地不說話，然後說：「他們說要妳出去問話。」我想校長說要問話就問話，我和林祚庭兩個人就跟著出去，坐吉普車，被載到一個像辦公廳的地方，是台中鐵路局附近的看守所，很小間，被帶進去關。當時一看鐵門一開，我就放聲大哭，說：「怎麼問話到這裡來？你不是說要問話嗎？」他們回說：「改天再問。」就不理我們了。這裡是關「壞人」的地方啊！再過一陣子，又再抓兩個人進來，只知道這兩個是已經畢業的學長，很會念書，什麼名字不知道。我一個人嚎啕大哭，男生都不哭，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被抓到這裡來。我沒有被綁起來，男同學全部都被綁起來、銬起來，以前男女授受不親，我們從來不講話，也不相往來，但知道是自己的同學。大家都坐著等到天亮，我一直哭到天亮，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侮辱，打擊很大。哪有人這樣對待老百姓，現在跟我說什麼老蔣是民族救星，我才不會相信。待了一夜，第二天我們被送到台北。小時候也曾跟著爸爸來過台北，初中畢業旅行去過台北新公園，這次去台北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情況完全不同，一路想到就哭。第二天坐火車上台北，每個人在車上手被銬著，本來還要用布蓋著，我又不是賊，沒什麼好丟臉，才不要蓋，要抓就抓！同車的人都很好奇，都只是十八、九歲，剛畢業的也才二十出頭，都是囡仔栽（小毛頭），怎麼會被抓。到了台北火車站，一下子吉普車就來接走了。送到的地方，聽人家說是保密局。關進保密局進去保密局，才知道那裡是日本時代關政治犯的地方，原來是一間牢房關一個人的獨居房，我們卻是一間關五個人。我進去時，嚇了一跳，裡面還有兩個小孩子。一個叫小揚，一個是羅太太的孩子，名字我忘了。兩個都是男孩，好像三歲多，很可憐。這麼小間，二塊塌塌米，睡五個人、兩個小孩。牢房內沒有馬桶，還好那時候吃不下，又年輕，如果是現在，一定受不了。一天只能出來兩次如廁、放封，哪能忍得住。還有一位台中女中訓導主任的太太林青，很美又年輕。季澐、林青兩位，我印象最深。林青的先生好像叫蔡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