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苡榕 出版社：鏡文學出版日期：2024-04-12語言：繁體中文 ISBN/ISSN：9786267440070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頁開數：14.8 x 21 x 1.52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人文/史/哲視野
作者簡介呂苡榕 《鏡週刊》文化組記者。曾任《台灣立報》、《新新聞》、端傳媒和《今周刊》記者，關注社政、環境和勞工等議題。二〇二〇年報導高齡經濟弱勢者的租屋困境議題，開始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降臨後，伴隨而來的老齡貧窮問題。
★貧窮不只是街友的問題，也可能是我們每個人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 ★透過最真實的人生，反思社會福利制度的缺漏之處 貧窮是現實裡的異世界 命運隨時會將人拋進 在殘酷與寬容兼具的生存迷宮中 夠老、夠窮、夠孤獨，才能獲得福利身分 這是為了存活，必須斬斷血脈、重新締結人際網絡的人們 流落街頭是老齡貧窮者最極端的體現 研究報告中冷冰冰的文字，是街頭上真實的生活模樣 他們生活在被戲稱為臺灣最大迷宮的臺北車站外 而有幸能負擔租屋的人，卻也常委身在迷宮般彎繞的巷弄陋居中 生活裡滿是屏障，讓他們宛若陷入「軟禁」狀態，總是「沒得選」。 這群「沒得選」的人，是怎麼在處處限制的環境裡，相互協作著活下來的？ 為了申請福利身分，八十歲的阿健不得不向久未謀面的兒子提告遺棄，以讓法院證明自己孤苦無依，沒有家庭支持，才有資格被救濟；未達法定老齡的鍾建國，無法取得社會福利的入場券，只能靠著街頭舉牌領取微薄收入，卻怕自己尚無老年補助及工作機會隨時消失，連最便宜的房間都不敢租。 當福利身分與戶籍綁定，戶籍所在地更影響補助金額，靠低收補助過活的阿生也只能在寸土寸金的「首善之都」中，尋找安全與環境皆不佳，但不嫌棄老齡者的出租物件，如同軟禁在迷宮般重重巷弄中的困窘爛屋之內。 在老齡貧窮者和社會福利間，擋著希臘神話裡的魔物：史芬克斯，為企圖申請社會福利的人提出幾道難題，那些無法通過考驗的人，只得淪為福利制度的局外人。 白領中產向下流動、老年退休保障不足，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 呂苡榕從接觸臺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開始，在疫情前後透過他們的人生經歷、人際網絡，延伸出老齡貧窮者從生到死所遇到的，被社會福利網所漏接的問題，並從他們的日常裡，記錄出這群人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生命軌跡。
序第一章：阿健打官司第二章：福利的局外人第三章：臺北車站的日與夜第四章：罪與罰，與窮第五章：酸臭之屋第六章：三個女人第七章：女人，及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第八章：做事人第九章：死亡的重量後記
老張哥頂著一頭亂糟糟的白髮，身上是熟悉的暗色排汗衫、運動外套和靛藍色厚棉褲，肩上斜掛著腰包，九點未到便出現在臺北車站。 臺北的春天像是沒能打定主意，有時冷冽如冬日尚未走遠，有時又像夏季太早出現，這天是個近似嚴冬的春天，寒峭穿透外衣。老張哥手裡習慣性地握著一杯便利商店熱咖啡—他每天只吃兩餐，早餐總要配一杯咖啡，直到了傍晚才吃第二頓。 雖然已年過七十，還動過幾次心臟手術、裝了支架，老張哥咖啡總愛加糖，日日抽掉一包菸。每回被問到健康問題，他總一臉滿不在乎的樣，撇了撇頭：「哎呀，死就死了，我不管那些。」 他曾在北側大門與路旁公車站之間的花圃邊露宿，當了幾個月無家者。如今有了租屋處， 仍掛心不下這裡，每日到車站兜兜轉轉，週末也不缺席。他說人老了會怕寂寞，待在家不如來這兒。 老張哥像是「盯著臺北車站的一雙眼」，睡在東南西北四方位、約莫一百五十名的無家者， 他全叫得出名字，知道誰在哪打工、誰有家人子女，誰又無依無根。每逢有新來的「同學」，老張哥總會坐在路邊觀察個三、四天，再慢慢地和對方攀談，問他來自何方、姓啥名誰，要不要便當或睡袋，等熟了起來，老張哥心裡判斷「是時候了」，便會請對方掏出身分證件讓他拍張照，接著把蒐羅到的資訊和證件照都傳給臺北市社會局的社工，讓社工去查查新同學的相關 背景，再看看下一步能提供什麼資源。 跟著他繞行臺北車站一圈，別人十幾分鐘便能走完的路程，他得走上半小時。走沒幾步路就得停下腳步，問問斜倚在牆邊的人要不要新的褲子？晚點拿一件給他；或是告誡一下公車站候車長椅上的人，身側的手推車不要放太多東西，被路人看見又要遭到檢舉，搞得大家都不好過。 此時他身邊站著一名同樣握著咖啡的臺北市萬華區社會福利中心社工，身著方便行動的運動風長褲，聳著肩把脖子藏進外套領口內。老張哥朝我點個頭，匆匆介紹一下身邊的社工。 我和老張哥已在車站見過好幾次，他是我採訪老齡貧窮議題時碰到的第一個受訪者，我們在臺北市社福中心的辦公室碰面，窩在塞著舊沙發的小會議室裡聊了一下午，他談著自己的故事：如何一帆風順，又如何跌到谷底，「老天要你倒下，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就垮了。」那天下午他提起自己也曾流浪，如今會在臺北車站幫著無家者們處理大小事。這句話讓採訪者眼睛一亮，我們總需要個引路人，帶領採訪者走入田野。老張哥適時擔任起這個角色，我不時到臺北車站周邊找他，我們總坐在車站周邊四通八達的各路出口外閒扯，從他身邊幅射出的人際網絡中尋覓下一個受訪對象。 二○二一年春天，是我頭次跟他出任務。那天早晨老張哥和社工疾步往車站東側走去，預備去探望勇伯，看看他即將啟程前往榮民之家的文件是否備齊，需不需要幫忙代墊車錢。 一路上老張哥跟社工簡短說明勇伯的概況：七十幾歲的老人，退伍軍人。有三個子女，在街頭浪跡一陣。勇伯曾經因酒駕被取消公職人員的退休福利，現在子女會按月匯給勇伯一點零用錢過日子。 勇伯常喝醉了就倒在車站附近的客運候車室外，他身上有錢買酒，只要謹慎地算計每日花費，也總能撐得半醉半飽，比起許多無家者算過得奢侈，因此身邊常圍繞著一群人，吆喝著讓他請客。 社工和老張哥都不清楚勇伯為何沒和子女同住，「他不想講，我也不會多問。」老張哥頓了頓又補上一句：「我跟你說，會來這裡的喔，都是人生遇到某種困難的人。有家不一定歸得。像我自己，就是還沒做好心理準備（回家）。」 勇伯尚未起身，橫躺在地臉朝牆面，被社工搖醒後，抖著手從擺在後腦勺附近的大布包裡掏出一疊塞在透明資料夾裡的紙片，上頭有他的身分文件與各種資料。社工和老張哥翻了幾頁， 猜想勇伯應該能順利「脫遊」——脫離遊民生活。 社工從那疊文件裡抬起眼，問勇伯缺不缺到榮家的路費，勇伯晃了晃腦袋，大約是不用的意思。社工鬆口氣，拍了拍勇伯的肩，叫他少喝兩杯。辦完勇伯的事，社工和老張哥踱到路旁扯幾句閒話。老張哥一邊熟練地從腰包裡抽出菸遞給社工，一邊談起另一個睡在離車站稍遠處的無家者——一天早晨被人發現僵死在報紙和棉被堆成的臥鋪裡。 「前一天我還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看起來就很糟的樣子。」老張哥深深地吸了一口菸， 再緩緩吐出一大片白。菸抽得很快，一下只剩半截。「隔天再去看，他就死了。」幾個第一時間發現死者的人報了警，跟著去警局做筆錄，折騰了一整天。 社工點點頭，沒多說什麼，生死在街頭並不罕見。而今晨，勇伯的事讓社工心滿意足，死亡也不能打擾這份欣慰。只是到了下禮拜，他們會發現勇伯仍在原地沒走，依舊醉醺醺地躺在路邊。細細一查才發現，勇伯根本沒申請榮民之家。這是路上常見的輪迴—計畫著要離開，卻怎麼也沒走成，或總算有了去處，沒多久人又回到街邊。但這天，他們都相信勇伯能到一個頭頂有屋瓦的地方， 過另一種晚年。 ■ 這天處理完勇伯的事，社工揮揮手先行離開，老張哥放慢腳步踱至車站外的廣場邊上，氣溫隨著時間升高許多，往來的通勤人潮、拖著行李東張西望的旅客在車站前交錯。一夥無家者往老張哥身邊聚了上來，七嘴八舌地閒聊一陣。背著小布包，一頭短髮的朱姨蹙著眉悄悄地靠了過來，大夥瞥見朱姨，逐個安靜下來，老張哥抬頭望了朱姨一眼，問她找到阿健沒？ 個頭本就不高的朱姨，一臉愁苦讓她看起來更嬌小。朱姨帶著問事的表情和老張哥聊了起來，原本瞎扯淡的氛圍瞬間轉為凝重沉悶，老張哥周邊那群男性無家者們讀懂空氣裡「談事情」 的符號，識趣地各自散開。 朱姨口中的「阿健」，是最近剛來到車站的新手住戶，阿健剛到北車的時候，老張哥就注意到這人，突出的身高頂著滿頭白髮，喉嚨上有個黑濁的小窟窿。窟窿是阿健早年開刀留下的痕跡，這傷疤讓他聲帶受損，表達困難，只能透過單音節的氣音搭配上手勢與人溝通。 雖已八十歲，阿健依舊會每天買一罐米酒，倒進寶特瓶裡兌水喝，因此常被朱姨和老張哥叨念。老張哥不喜歡有人飲酒，在路上流浪，喝酒是毫無益處的行為，既浪費錢，還影響勞動能力，又容易猝死，搞得身邊的人得報警做筆錄，耗上一整天。但每每被兩人責罵，阿健只是面無表情地望向他方。 阿健年輕時念工程，設計過水上樂園的雲霄飛車。談起過往，阿健會舉起手掌做出飛車爬升俯衝的模樣跟我解釋他的工作內容，喉頭的窟窿跟著發出咻咻的氣音。 雖然退休時領了幾百萬退休金，但六十歲左右生病開了刀，積蓄全花在醫療，還有喝酒、賭博，早已用罄。 他的大兒子已有自己的家庭，過得並不如意，早早就和阿健斷了聯繫。本來阿健和二兒子一起住，四、五年前二兒子因為毒品問題入監服刑，阿健只能一個人租屋，週末去舉牌打工。上工前雇主會把阿健載到定點，將房地產廣告的牌子綁在路邊電線竿上，阿健就守著廣告牌一整天，一次賺八百元。這工作並不輕鬆，得整日頂著烈日或風雨，但這卻是高齡者少數能進入的勞動，既不需要技術、也幾乎沒有生理上的限制。 不少街頭的無家者，沒有任何福利補助，因此落在社會安全網之外。舉牌這類的零工多少給了他們一點收入。阿健的手頭還算寬裕，他有舉牌工作的收入，再加上身心障礙補助，勉強打平生活支出。但這零工同時也異常脆弱，外界的風吹草動，都能影響這份工作。 二○一九年十二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隔年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三月十一日，福島核災十週年，世界衛生正式將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定調為全球大流行，到了六月，全球總病例數突破五百萬。各國為了防止病毒傳播，紛紛祭出社交距離規範，邊境管制也趨於嚴格，跨國移動幾乎停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稱，全世界可能會面臨自一九三○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新冠肺炎爆發的頭兩年，世界的日常被打亂，舉牌工作漸漸變少，加上阿健年紀大，身體也不好，老闆怕他上工時出意外，不敢再聘他。少了零工收入，阿健沒錢付房租，社工原本安排阿健去安置中心，只是人都走到安置中心門口，但阿健朝裡頭看了一眼，害怕住進去後不能隨心喝酒、外出，搖頭不願待著，社工只能作罷。 做無家者服務多年，社工對阿健的選擇倒是十分理解，「阿健有身心障礙補助，一個月幾千塊，但如果要公費安置，現金補助就會取消，因為福利不能重複領取。」當一個人手中可分配的資產就只有一點點，自由或許比屋簷更重要。「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去質疑別人的選擇，你覺得有得住比較好，但對有些人來說，睡在街頭自在許多，有錢買酒喝、能抽菸，他可能覺得這樣更好。」社工說得委婉。 但自由有價。阿健沒錢付房租，被房東趕出來，無處可去。二○二一年春天，阿健拖著塞滿家當的行李箱，開始住到車站外頭。 朱姨和阿健非親非故，兩人是因小孩而熟識。朱姨也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與阿健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朱姨的兒子念書時曾被欺負，阿健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多年以後兩人的兒子還是好友。朱姨的兒子現在都各自成家，一個在北部、一個在中部。住中部的兒子，便是阿健次子的同窗，得知好友入獄，父親還流落街頭，便請住在臺北的媽媽幫忙照看阿健。朱姨受兒子所託，在臺北街頭尋人，她先是到萬華尋阿健，「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後來才到臺北車站，一下便找到了。」 兩個孩子不在身邊，如今阿健反而像朱姨第三個孩子似的，朱姨一個禮拜會來臺北車站三、四次，從她新北市的租屋處搭公車悠晃到車站來尋阿健，找不到人時，朱姨會坐在車站大廳和無家者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等著阿健出現。 她還會把阿健的髒衣服帶回去洗乾淨，幫收著阿健的藥包，傍晚時蹭到他身畔提醒阿健服藥。阿健有時騎著那臺幾乎快解體的破機車亂跑，有次出車禍。朱姨大嘆一口氣，一邊跟我埋怨阿健都一把年紀了、身體又不好，還自己騎車到處亂竄，萬一發生意外怎麼辦？ 但朱姨還是幫阿健付了修車費，「我威脅他要把證件壓在我這邊，我才要幫他付錢。」朱姨神祕地從隨身小包裡抽出阿健的身分證給我看，接著說扣押證件只是為了讓阿健不會亂跑，才不會讓人找不著。阿健雖然像個叛逆期的孩子，有時一臉漠然地應對朱姨，但在大事上，阿健倒是都聽朱姨的。 也有人狐疑過朱姨是不是圖阿健什麼，不信朱姨只是受兒子之託來照顧故友的老父才這麼盡心。但日子一久，周圍的人發現朱姨的目的的確單純，閒言停歇，臺北車站的無家者們漸漸習慣朱姨和阿健這對組合，有些打零工下班回到車站的無家者，也會邊捧著便當邊坐在朱姨身側和她閒聊，兩人面前如果再擺上一臺電視，那光景簡直就像一般人家的晚餐時刻。 阿健無故消失了幾日。朱姨急得天天在車站周邊徘徊尋人。老張哥後來告訴我，原來阿健窩在速食店裡打發白日的時間，這才讓朱姨找不著。 朱姨會這麼急著尋阿健，是因為阿健準備告自己的兒子，卻又沒錢找律師。朱姨趕著要帶阿健去申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律師，來幫阿健打官司。 ■母告子女像吃飯喝水一樣稀鬆平常，老張哥隨手一指，「那個也正在跟女兒打官司」、「那個最近判決該出來了」，訴訟的目的，為的是後續申請「福利身分」。 老齡貧窮的個案，就像拿到一手爛牌的賭徒，在名為生存的牌桌上隨時都能一敗塗地，社工得幫忙細細檢視無家者手上能用的選項，計算哪些條件經過縝密的排列組合，最終出手後才能讓個案得到最多的資源。阿健不願去安置中心，社工思忖，以阿健的年紀，或許可以試試福利身分這一途。因此社工建議他申請低收入戶身分，藉此得到生活扶助。這是老齡貧窮者的最後一個機會。 但社會福利必須避免經濟能力尚可的人濫用資源，資格評核有嚴格的財產限制，申請過程會把個人資產以及有無扶養親屬等資料翻了個遍，確認當事人既無財產也沒有人扶養，的確是非得由國家出手相助不可的人，這才有機會擠進社會福利的窄門。 直到此時，一個人才會驚覺自己的「過去」有多大程度能影響「未來」，那些被遺忘的陳年爛帳如今都是負累，非得直面這些名為資產的包袱，否則無法往前。 社工協助個案處理冤親債主的過程被視為一場破關遊戲，每個前線社工都有一肚子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故事：尋人、尋物、尋證件，只為證明服務個案是個貨真價實的老齡貧窮，除了國家，再沒有誰能夠依靠。「我曾遇過一個個案，因為二十年前買了一輛車，車子後來失竊，他沒辦法報廢。結果要申請低收入戶身分時，被查到名下有這輛車。」在新北市和臺北市政府服務過超過十年的社工主任說，當時承辦福利身分申請的人員上網查了下車型和價格，發現那款車輛在二手市場仍有銷路，可視為有價資產，因此算在個案的不動產清單裡，導致個案的財產超過福利申請的門檻。為了這臺根本不在他手上的車，他因此不符合申請資格。 但總不能一碰壁就放棄任何可能性，彼時還是菜鳥的主任一咬牙，轉而請警方協尋這臺車， 準備先處理掉車子，再處理社福身分。「說來也是幸運，有天巡邏員警在路上看到相似的車子， 通報後發現真是那輛失竊的車。」連社工都驚奇怎麼能有這樣的好運氣。找到車以後，還得先把積欠多年的牌照稅、燃料稅繳清，才能逕行報廢。「還好個案因為精神障礙而被醫生判定失能，可以申請免付欠稅。」社工鬆一口氣，終於順利把車子報廢，讓服務個案拿到低收身分。 若是孑然一身的個案，大多處理到這地步，便能順利取得低收入戶資格，在政府的保護傘下過活；但個案若有家人，除了得先釐清對方是否真的一窮二白，接下來還得看看他的「家戶所得」。 「家戶所得」可就身不由己了。根據《民法》規定，直系血親互負扶養義務，是為法定義務扶養人。父母有養育子女的責任，子女長大後也得奉養父母。在法定扶養關係下，「家戶所得」 的計算範圍不僅有個人收入、資產，還涵蓋了個案的配偶、子女等互相有扶養義務的人。 一個人只要「帳面上」有兒有女—不論有沒有「扶養」事實、關係淡薄成有名無實、不具備任何支持功能，義務扶養人甚至不一定同住在一屋簷下—就會被認定仍存有家庭支持， 也會將兒女的收入列計在家庭所得之中。 以「家庭」為單位，由血緣和婚姻建構出的不可分割關係，被視為個人的支撐系統，必須直到這套支持系統崩解，且個人沒有辦法透過消費市場取得其他支援服務，終於被國家認定為「窮途末路」，此時政府才會有限度地介入。 國家有限介入，「巧妙地」抑制了公部門投注在福利上的支出和涵蓋幅度：二○二二年臺灣低收入戶人數僅占總人口百分之一．二五，讓臺灣的社會福利被民間稱為「殘補式」（residual）社福。 阿健名下有兩個兒子作為扶養人，二兒子目前在監執行，因此被排除，但還剩下一個大兒子。即便阿健早沒和大兒子往來，計算家戶人口及其財產時仍會把大兒子列計，導致阿健不符合《社會救助法》的財產上限標準，無法申請福利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