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蘭西斯．福山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12-15語言：繁體中文ISBN/ISSN：9789571384504裝訂方式：平裝頁數：488頁開數：14.8 x 21 x 2.48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社會議題/研究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喬治．梅森大學，擔任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員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幕僚副主任，亦曾出任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著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Our Posthuman Future）、《強國論》（State Building）、《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及《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等書。
區立遠 台灣大學哲學碩士，德國杜賓根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目前為政治大學外文中心教師。譯有《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行人）、《疾病與權力》、《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左岸）等。
企盼被承認為一個有尊嚴的人，如此欲望驅使人走進一場爭奪威望的血腥戰鬥！ 如果人類的歷史有個終點，那會是民主社會嗎？面對專制霸權的侵襲、民粹崛起，我們該如何定位自己？ 無論你同不同意福山，都無法繞過他的思考──法蘭西斯．福山衝撞世界的當代政治經典 繁體中文版特別收錄2014年新版作者序文〈民主在「歷史的終點」仍然屹立不搖〉與後記 動盪的二十世紀結束，蘇聯垮台、共產主義也隨之潰解，在這樣的國際情勢脈絡之下，法蘭西斯．福山向企求民主的人們，提出千年來哲學家們不斷叩問自我的問題：人類歷史有沒有方向？如果歷史有個終點，那會是民主社會嗎？對此我們又該如何定位自己？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是福山繼一九八九年轟動全世界的文章〈歷史的終結？〉之後對同一議題更深入、更引人入勝的鉅著，也是他的成名經典。福山於書中提出兩個推動人類歷史的巨大力量，一個是「現代科學的開展」，另一個是「希望被承認的欲望」。這兩種力量導致獨裁政權的消亡，也促使不同文化的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福山以厚實的學術根基、自政治哲學到公共治理的廣泛涉獵、汲取歷史與哲學的論述，引領讀者一同進行人類歷史的哲學思索。政治和經濟的自由與平等能否讓專制政權轉型為民主社會？在所有人得到平等承認的社會，人是否會因缺乏追求而無可避免地再次將整個世界拉回歷史的混亂和血腥之中？書中對大歷史趨向的敏銳洞察與辨證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這本具開創性的經典，推出後持續引發爭議與討論，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時至今日，全球情勢變動、民主社會遭遇了複雜困境與倒退，使我們以用不同角度來觀看福山的論點。也許我們會挑戰質疑，但無論是否同意福山，不可否認，我們都無法繞過他為世界帶來的提問及思考。書中除了能看見他的思想跨度及歐陸哲學帶來的影響，也能見到他當時對時局的衝撞力道。他在書裡遊走於不同陣營的主張，試圖找到共同價值，他的論述對想進一步了解當代政治的讀者而言，極具重要的參照價值。
「大膽、清楚、精彩到讓人震驚。在這本書問世之前，西方的勝利不過是一個事實。現在福山賦予它一個深刻又極其獨到的新意。」——查爾斯．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 「論述清晰……企圖宏大……一部論證嚴密的政治哲學之作……福山的論點值得人們嚴肅對待。」——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挑釁卻優雅……複雜而有趣……福山以嚴肅又發人深省的的方式提出重大的問題，值得喝彩。」——羅納德．斯蒂爾（Ronald Steel），《今日美國》（USA Today） 「非比尋常……充滿爭議……一本超級好書。不論你是否接受他的命題，他都把嚴肅的政治哲學注入了政治事務的討論中，使它的內容更顯豐富。」——馬庫賓．托馬斯．歐文斯（Mackubin Thomas Owens），《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
序 民主在「歷史的終點」仍然屹立不搖 二十五年前，我為一份名為《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小型雜誌寫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那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對於我們這些曾陷入冷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大辯論的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刻。那篇文章發表於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正值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民主抗議活動，東歐、拉丁美洲、亞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當時也正處於民主轉型的浪潮之中。 我當時認為，歷史（在宏大哲學意義上的大寫歷史）的結果與左派思想家的想像相去甚遠。經濟與政治的現代化進程並不像馬克思主義者所斷言、蘇聯所宣稱的那樣，通向共產主義；而是走向某種形式的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我當時寫道，這大寫的歷史似乎在自由中達到了頂點：選舉產生的政府、個人權利、經濟體系內的資本與勞動力也在國家相對溫和的監管下流通。如今再回頭看那篇文章，讓我們先說一件顯而易見的事：二○一四年的感覺跟一九八九年非常不同。 靠著油元的挹注，俄羅斯現在是一個具威脅性的選舉專制政權，它霸凌鄰國，並試圖奪回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所失去的領土。中國仍然是專制國家，但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在南海與東海展現自己的領土野心。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華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近期所述，舊式的地緣政治已經大範圍捲土重來，歐亞大陸的兩端正威脅著全球的穩定。 當今世界的問題不僅僅是專制勢力正快速挺進，許多現有的民主國家狀況也不樂觀。以泰國為例，其脆弱的政治結構上個月被一場軍事政變所取代；或者以孟加拉為例，其制度仍然被兩部腐敗的政治機器牢牢掌控。許多看似已經民主轉型成功的國家（像是土耳其、斯里蘭卡、尼加拉瓜）卻一直往專制體制開倒車。其他國家，包含最近加入歐盟的國家，如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貪腐的問題仍然嚴重。 然後還有已開發的民主國家。過去十年，美國和歐盟都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意味著經濟低迷與高失業率，對年輕人來說尤其如此。雖然美國經濟現在已經重新開始擴張，但利益並沒有被平均分享，而該國兩極化與黨派化的政治制度似乎也難以成為其他民主國家的好榜樣。 所以，我的歷史終結假說是不是已被證明為誤，或者即使沒有錯，也需要大幅修正？我相信，根本的理念大致上仍然正確，不過如今我對政治發展的本質有了更多的了解，而這些是我在一九八九年那激動人心的日子裡看不太清楚的。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下，在過去兩個世代裡，經濟與政治體系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在經濟方面，世界經濟產出大幅提升，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七至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期間，大約成長了四倍。雖然這場危機是一個巨大的頓挫，但全世界各大洲的繁榮程度已大幅提高。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世界已經在一個自由的貿易與投資體系中結為一體了。即使在中國與越南這類共產主義國家，市場規則與市場競爭仍占主導地位。 政治領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史丹佛大學民主研究專家賴瑞．戴蒙（Larry Diamond）的說法，在一九七四年，世界上只有大約三十五個選舉民主國家，占世界國家總數不到百分之三十。但到了二○一三年，這個數字已經擴大到一百二十個左右，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一九八九年所標誌的是一個廣泛趨勢的突然加速，即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薩繆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稱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這股浪潮大約從十五年前的南歐與拉丁美洲的民主轉型開始，接著又延伸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亞洲。 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興起，與民主的普及，兩者間顯然有所聯繫。民主總是建立在廣泛的中產階級基礎上，而在過去一個世代，擁有資產的富裕公民群體到處都擴大了起來。較富裕、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往往對政府的要求也高得多──因為他們納稅，所以他們認為有權利要求政府官員負責。世界上許多專制主義最頑強的堡壘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像是俄羅斯、委內瑞拉或者波斯灣各國；在這些地方，所謂的「資源詛咒」給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收入來源，而非人民自己。 自二○○五年以來，我們也目睹了戴蒙博士所說的全球「民主衰退」，石油資源豐富的獨裁者甚至有能力抗拒改變。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發布的政治與公民自由指數，民主制度的數量與品質（包含選舉的公平性、新聞自由等）過去連續八年都呈現下降趨勢。 讓我們把這種民主衰退放在恰當的脈絡背景裡來看。雖然我們可能會擔心俄羅斯、泰國或尼加拉瓜的專制趨勢，但這些國家在一九七○年代都是不折不扣的獨裁體制。儘管二○一一年在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發生了驚心動魄的革命，但「阿拉伯之春」除了在發源地突尼西亞，不太可能在其他地方產生真正的民主。不過長遠來說，這很可能意味著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將會更回應民意。期望真正的民主會迅速發生是極其不現實的。我們忘記了，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歐洲的「人民之春」）之後，民主又花了七十年的時間來站穩腳跟。 此外在思想領域，自由民主仍然沒有任何真正的競爭對手。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的俄羅斯以及阿亞圖拉（編註：「ayatollah」，伊朗伊斯蘭什葉派領袖的稱號。）的伊朗即使在踐踏民主的實際作為中，也仍會向民主的理想致敬。不然普丁為什麼還費力在烏克蘭東部舉行虛假的「自決」公投？中東一些激進分子也許夢想著恢復伊斯蘭的哈里發國，然而這並不是穆斯林國家絕大多數人的選擇。看起來唯一還算有機會與自由民主制互相競爭的制度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將專制政府、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高度的技術官僚以及技術能力混合在一起。 然而如果讓我打賭，五十年後，是美國與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會更像歐美，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很多理由顯示，中國模式不可能延續。體制的合法性與共產黨的長期執政都仰賴持續的高度成長，但在中國努力從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為高收入國家的過程中，這種成長率根本不會發生。 中國透過毒害土壤與空氣累積了巨大的隱藏負債；雖然政府仍然比大多數專制體制更能快速應變，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日益壯大，當情況變壞時，他們很可能不會接受當前腐敗的家長式統治。中國不再像毛澤東革命時期那樣，將普世主義的理想投射到自己的國界之外。隨著不平等程度的不斷升高，以及擁有政治關係的人所享有的巨大利益，「中國夢」代表的不過是一群相對少數的人快速致富的途徑而已。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心滿足於民主在過去幾十年的表現。我的歷史終結假說從來無意指向決定論，也並非單純地預測自由民主在全世界必然勝利。民主國家之所以能夠生存和成功，只因為人民願意為法治、人權和政治可問責性而奮鬥。這樣的社會依靠的是領導力、組織力，以及純然的好運氣。 ──二○一四年刊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