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出版社：堡壘文化出版日期：2023-12-29語言：繁體中文ISBN/ISSN：9786267375044裝訂方式：平裝頁數：352頁頁開數：14.8 x 21 x 2.5 cm 開類別：精選書展 > 社會議題/研究
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 作家、政治學家和柏林多元交織正義中心（Center of Intersectional Justice）的創始人，該非營利組織致力於為所有人爭取正義、平等和擺脫制度性的壓迫。 她於柏林洪堡大學和里昂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在德國、法國和美國教授交織理論、批判種族理論和後殖民研究，以及國際法和歐洲法，並就歐洲的交織性、女性主義、種族主義、歧視、多樣性和包容性發表主題演講和講座。 艾蜜莉亞於二〇一九年被任命為「阿育王夥伴」（Ashoka Fellow），為二〇二〇年德國非小說類圖獎的評審團成員，隔年獲得Edition F獎項，並且在二〇二二年榮獲多元力影響獎（Impact of Diversity Prize）的「年度最有影響力女性」。
陳冠宇（Chester） 東吳德國文化學系碩士畢業，研究方向為德語文學，尤其奧地利文學更是心之所向。曾任職台北歌德學院與多所高中職德語教師，現為台北歌德學院課務與試務組長，負責規劃德語教師培訓與德語檢定考試。書籍翻譯不僅是興趣，更是生活為數不多可以跟自己對話的時刻。熱愛調酒與葡萄酒，沒在工作或翻譯的時候，多半待在一間自己喜歡的酒吧裡。
亞馬遜網路書店4.8顆星2021年NDR非文學獎入圍 X 長踞德國明鏡週刊暢銷榜★★★二十一世紀重新思考多元時代的啟蒙之作★★★現況令人感到舒適，沒有人想要離開。階級在哪裡？歧視又在哪裡？哪裡有什麼壓迫？善良與惡意與你的日常交織，而你甚至沒有意識自己涉入其中。 為什麼不好好讀書被說只能去當清潔工？家庭勞動為何被視為無償工作？ 在語言霸權下，如何保持母語和文化？為何有錢者可保命，而貧困者卻判死刑？ 作者艾蜜莉亞出生於法國，在白人父親與非裔母親有著截然不同際遇的背景下長大。她在歐美接受高等教育，並歷經異性戀婚姻、育兒，最終走向酷兒自我覺醒。同時作為受益者與被壓迫者，這多層面的經歷賦予她獨特的視角，挑戰了「中立客觀」的標準。 艾蜜莉亞透過自身經歷，深入社會各個場域，包括家庭、學校、醫院等，揭示了其中的偏見、歧視和權力不平等。她的觀察循著社會現象、實踐與理論的足跡，追溯到壓迫的根源，批判不同種類的歧視如何交織成多層次的體制，持續強化不平等。 這本書敦促你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世界，發現社會各角落隱藏的制度性歧視。它提供了終結壓迫的方向，鼓勵擁有特權者正視內在的罪惡感，支持被壓迫者的自我療癒，每個人都該培養同理心。當更多人願意省視自我並調整，社會將解脫壓迫的桎梏，走向更公平包容的未來。本書特色 在多元認同的新時代裡，我們都應該重新學習如何對待這個世界以及住在這個世界上的各種群體。這本書將幫助你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存世界，讓生活中那些下意識的壓迫或歧視行為重新被發現。
四、在學校與大學裡 作為博士學位的一部分，我於二○一二年秋天前往紐約，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訪問學者身分進行研究。我的計畫內容經過精心策劃：我已經報名了我想上的課程，也已經為我的博士論文草擬了概念和分析框架，並與 我的導師決定了時程計畫。在我抵達紐約前不久，一位朋友將我介紹給法學教授金柏莉．克雷蕭，她也是「交織性」一詞的創始人。與她的相遇打亂了我的計畫，我不假思索地作出決定，一頭栽進這套出現在我面前的嶄新理論方法。克雷蕭教授同意擔任我的導師，因此我放棄了所有其他課程，全心投入到她的兩門課程中：「交織性」和「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我立刻就被她的課程迷住了，我的好奇心變成一股永不滿足的衝動，想要解開我腦中每個打結和謎團。德國、英國和法國大學那套以歐洲為中心的白人課程規劃並沒有帶給我想要的答案。說好聽一點，它頂多讓我感到格格不入；說糟糕一點，它令我惴惴不安。 在學習法律和政治學的期間，我從未聽說過後殖民、女性主義和其他批判性研究。在紐約進行研究訪問的前幾個月為我之後上克雷蕭教授的課程打下了基礎，我正在了解去殖民化理論、酷兒女性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研究等課題。在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之前，我拜讀過克雷蕭的開創性著作，但我從來沒有預料到它會對我的個人和職業生活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在紐約的這段時間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研究過程，並豐富了我的研究內容，豐富程度是我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這次停留推進了我的批判性思維，加強了我的理論論證，深化了我對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交織性的學術知識，也許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來理解和闡明我的混合身分。終於有一個字可以用來形容它：交織性！這個概念超越了個人層面，在政治結構層面上釋放巨大的潛力：我們這些處於各種不平等和壓迫制度交叉口的人們，現在可以被看見，並且終於得以走出法律和話語的眞空。我認眞研讀了教學大綱，迫不及待走進教室想討論前導文章。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在大多數其他黑人女性的對面，並由一位極具魅力和鼓舞人心的黑人女性教導。我很難描述這一切對我產生的巨大、鼓舞人心的影響。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與我有著相似方式去體驗世界的人所包圍，這是一種壓倒性的體驗。除了課程上令人著迷的內容之外，那股私人和政治之間的模糊氛圍，也為一群生活在多重身分交匯處的人們彼此進行啓發性和開闊思維的對話奠定了基礎。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期間，讓我產生了兩個問題：為什麼我有機會進入這樣的菁英機構而其他人卻沒有？為什麼我必須等到我的博士學位才能發現來自非歐洲白人男性的不同世界觀？ 教育在我們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多重意義。它提供了實現的途徑，也開闢了更淸楚理解和改變世界並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的可能性。「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名言在許多解放運動中得到迴響，因為教育和知識在表達和貫徹抵抗這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麥爾坎．X（Malcolm X）將教育形容為「通向未來的護照」；曼德拉將其描述為「最強大的武器」。然而，儘管教育具有賦權作用，它也可以被當成維持社會階級制度和系統性排斥機制的障礙和過濾器，沒有任何其他領域的歧視模式像在教育體系中那麼明顯和強烈。在日托中心、學校和大學裡，根據性別、種族、膚色、宗教、移民歷史、社會背景和財富，會再次出現階級社會。特權、途徑和權力在學校中隱晦地分配，彷彿它們是努力工作後應得的結果一樣。在這個教育體系中，知識大多呈現出普遍和客觀的狀態，然而卻是一種強化社會不平等的客觀現實，一種歧視性的客觀現實。只有在消除所有與主流的一維敍述不相符的觀點、來源和知識形式之後，所謂的普遍主義和客觀性才會出現。我稍後會透過範例詳細說明。結構性歧視如何運作 我在學校感覺很自在，並且相當適應嚴格的法國教育體系。作為一個算是焦慮的孩子，學校的結構化流程得以讓我平靜下來。在攻讀博士學位之前，我在法國和德國的教育體系中表現得相對出色，也很快樂。許多人會把我描述成一個成功的人，但我明確拒絕這個標籤。首先，因為它隱約地意味著成功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而那些「做不到」的人就應該受到指責。另一方面，因為如果我今天是白人，就不會有人談論這個我的成功故事。 歧視需要四個相互關聯的不同維度相互產生作用：除了個人之外，還有制度性、結構性和歷史性維度。個人維度包括個人對其他人表達和實施的作為、觀點和行為，例如種族羞辱和言論、性別歧視暴力或公然歧視。歧視的個人層面還包括可能是間接和無意的行為和行動，例如寫著「德語為母語」的招聘廣告，實際上是對非德國血統的人的歧視，另一個例子則是輪椅使用者無法進入的那些工作場所。個人種族主義很大程度上受到無意識偏見的影響，因此透過基於行為者的惡意與不道德程度所實行的道德和刑事措施，並無法有效打擊，比方說「歧視零容忍」之類的言論在這方面來看絲毫起不了任何作用。歷史維度描述了過去體制和事件所遺留下來的影響，以及其對當今社會不平等和歧視的後遺症。例如，如果不了解掠奪和侵占，就無法理解許多法國殖民者後裔的邊緣化和貧困議題，它們與時至今日仍在發揮效力的殖民化和被固化的不平等現象有關。同樣地，女性在瑞士參政代表性不足的事實，與她們自一九七一年以來才能夠投票的歷史有關係。制度維度的歧視指的是，位居高位的人所執行與做出的個人行為和決策的總和，例如法官、警察、教師、公務員、醫生、銀行行員、人力資源經理等。讓我們以一位女老師為例，她對穆斯林和黑人女孩抱有負面偏見，認為她們尤其適合家庭和社教領域，所以她不僅不會在課堂上協助這些女孩，也不太可能推薦這些女孩就讀文理高中。另一方面，即使是無意識和非故意的，她總體上會傾向於偏愛男孩和白人女孩。若這只是老師個別的行為，幾乎不會產生任何社會後果，但制度層面的歧視透過這些行為和決定的總和發揮作用。集體偏見之所以強烈，是因為它們源自相同的來源，並由相同的表述和訊息產生。因此，教師的行為並不是單一的、孤立的、個人偏見的結果，而是與許多其他行為同時發生，因其所累積效應形成歧視和壓迫的結構維度。 因此，這些行為的總和導致了結構性歧視。特定社會領域的人口分布統計數據點出了過度代表和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事實上，德國僅有十二％的移民學生就讀過文理中學，這個事實表明了社會中存在結構性歧視。這些統計數據可以用許多因素來解釋，其中包括系統性問題，例如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往往面臨經濟障礙以及無法獲得經濟資源，尤其如果教師更願意推薦白人學生繼續就讀文理中學，即使他們的成績相同，白人學生讀高中的比例也會因此偏高。當然動機和行為也很重要，但這方面在政治和媒體話語中要比系統、結構和體制因素更受到重視。有些人甚至宣稱，某些群體的代表性過高或過低可以用天賦來解釋，也就是他們的智力較低，其中隱諱地意指白人兒童被認為具有較高的智力。德國教育體系中的社會和種族不平等，以及在德國勞動市場上的不平等，其中一個原因出在這個多層次體系上。基本上，即便是年僅十歲的兒童，也早就在這套體系中決定了他們將來的收入水準和社會地位。 ＊＊＊＊＊＊＊＊＊＊＊＊＊＊＊＊＊＊＊＊＊為什麼「逆向種族主義」並不存在 認為白人（作為多數群體）也是歧視和種族主義受害者的這套論點具有誤導性，因為歧視一方面需要滿足四個維度，另一方面需要社會多數人行使權力。以巴黎郊區一所學校裡的一個白人孩子為例，他身邊都是阿拉伯和黑人孩子。假設這個孩子每天都被叫「Toubab」和「Gaouri」（都是用來形容白人的負面詞）而被排除在遊戲之外，以至於被霸凌。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孩子需要被保護，學校管理層絕對應該採取行動打擊霸凌行為。事實上，這個孩子確實在個人層面上經歷了基於膚色的歧視，然而，在這種情況下，體制性、結構性和歷史性歧視並不存在。學校作為一個機構（無論是教師或是學校管理層）不會因為他的膚色而歧視他，因為整個社會並不存在歧視或不利白人作為一個群體的結構性因素，況且本人在法國歷史上也沒有受到迫害或壓迫，反而擁有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即使這個孩子的個人遭遇很糟糕，卻不能說這是所謂逆向種族主義的體現，因為這個孩子仍然站在權力的一邊（即便他可能沒有感覺到），而那些欺負他的人並沒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力。種族主義作為一個體系，只有在偏見通過政治、文化和經濟權力行使下而導致有效歧視發生時，才會產生作用。而在巴黎第十六區一所被白人兒童包圍的學校裡，黑人、阿拉伯人或羅姆人兒童的情況恰恰相反，個人層面的歧視將伴隨著制度性、結構性和歷史性的歧視。再者，無論是在學校裡還是在整個社會中，他們也將成為少數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權力的一邊。「逆向種族主義」忽略了潛在的權力動態和種族主義的制度層面。即使「逆向種族主義」本身不存在，對白人的個人偏見和歧視行為也確實會發生。然而，這不是更大的社會政治、歷史現象的一部分，而只是軼事。與所有其他種族類別一樣，白人類別也是基於膚色的歷史、政治和社會建構而來，但不僅如此。例如，許多生活在德國的人就算膚色較淺，在政治意義上仍然不是白人；但他們在土耳其當地卻是白人，因為他們在文化和種族上屬於多數。身分是靈活的，並取決於整體情境的相對關係。我在德國是黑人，在法國是梅蒂斯，在塞內加爾對許多人來說是白人。有的人全身黑，有的人全身白。聲稱白人有時是黑人（建立在「膚色不同」這個意義上）的這個言論，就像在莫三比克、印度或中國一樣，是非常有問題的，因為它掩蓋了這種經歷發生的整個背景。我經常聽到別人說：「我非常了解移民在歐洲的經歷。作為白人，我在布吉納法索實習期間，我也是少數。」然而，雖然白人的數量在布吉納法索或南非比黑人少，但他們仍然擁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因此位居多數地位。布吉納法索的一名白人實習生可能是少數，但由於他的膚色和歐洲護照，他同樣擁有許多特權和權力。旅遊或外派不僅是暫時的、自願的，同時還不受經濟或政治困境的影響，而且還是基於並非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平等獲得的一些特權的基礎上。我在肯亞、坦尙尼亞、烏干達和柬埔寨工作時，因為我的法國護照和較淺的膚色，我獲得了許多特權。我在聯合國東非辦事處的老闆是一位加拿大白人女性，其他團隊成員來自坦尙尼亞，都是黑人。這位上司極其不尊重員工，會用居高臨下的語氣與他們說話，而且她一直試圖讓我站在她那邊。一天，她把整個團隊叫到她的辦公室，讓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排好隊，而我應該站在她旁邊。她開始發表長篇大論，講述他們是多麼不專業和無能，接著看向我說：「我們是不是必須讓白人（Mzungus）來做你們的工作，因為你們這些人什麼都做不好？」她不只想藉由這種方式貶低團隊，還透過稱呼我為白人來利用我，儘管我很確定她在加拿大或德國不會叫我白人。我在柬埔寨工作時也發生了非常相似的事件，狀況幾乎一模一樣。我的老闆是德國白人，而團隊的其他成員則是柬埔寨人。當我到達時，她非常熱烈地歡迎我，似乎特別高興地歡迎另一個來自歐洲的人加入團隊。我很早就意識到我受到優待。我很快就被委以重任，承擔的職責甚至比在該計畫中工作時間更長、會說高棉語，並且比我更了解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同事們還多。我的同事安妮曾在法國和英國留學，精通法語、德語和英語，並有多年的發展合作專業經驗，但由於她是柬埔寨公民，收入遠低於她的資歷所應得的水準。在大多數的發展組織中，都有根據國籍制定薪資的兩級薪酬體系，因此，外派人士的收入比當地人高得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外派人士離開北方世界（Globaler Norden）前的生活水準更好，因此有權因為外派到發展中國家工作而獲得一些補償。然而，這種理由並不符合現實情況，因為外派人士在許多國家的生活並不意味著生活方式的降級，反而恰恰相反，外派人士配有女傭、保母、司機和園丁是很常見的。有次，我的同事安妮要求加薪，但是被拒絕了，理由是：「你應該要覺得自己很幸運，以一個柬埔寨人來說你賺的太多了。」作為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專業經驗的年輕歐洲人，我對高棉語一竅不通，也對政治和文化背景一無所知，收入卻幾乎和他們一樣多。另一件軼事說明了這種權力動態和不平等待遇：在紅色高棉大審判（das Rote-Khmer-Tribunal）的一個重要日子裡，我主管放了我一天假，讓我可以觀看審判。她好幾個星期都不在，並暫時把全部計畫的責任交給了我（這又是另一個不應有的特權）。一位在種族滅絕中倖存下來，並在種族滅絕中失去許多家人（其中包括她的父親）的同事也跟我一起前往觀看審判。我的主管發現這件事之後，馬上打電話給我，對我帶上同事感到不悅：「我只給了你這個機會，沒有給其他柬埔寨同事，不然整個團隊都沒人上班了。」 結束在柬埔寨的工作後，我回到德國，在工作中再次遇到我的前主管。我在柬埔寨獲得的優勢和責任突然不再適用於德國了。相反地，我淸楚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外國人在德國必須怎麼表現。有次，我開會遲到不到五分鐘，就得聽她說：「我們已經不是在柬埔寨了，在德國你必須準時。」這個言論一方面表明了她對柬埔寨文化的誤解（極度守時是我所知的柬埔寨文化之一），另一方面表明我應該調整成我不屬於他們的狀態。身分以及與之相關的特權和劣勢取決於整體情境的相對關係，並且是靈活的。上述我在聯合國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的經歷，以及我主管的行為並非個案，而是全球體制的一部分，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殖民模式影響，而白人女性也屬於其中。所謂發展合作的基礎是殖民階級制度、白人至上和資本主義世界秩序。這個制度不僅受益於這些層次結構，它們也是它存在的理由。有些批評家將南北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金融和政治依賴稱作「新殖民主義」（Neokolonialismus），這個詞彙描述了殖民列強對前殖民地的剝削和壓迫持續至今。雖然在一九五○至六○年代的去殖民化浪潮中，大多數國家廢除了行政殖民主義（der administrative Kolonialismus），但殖民制度本身和潛在的階級制度仍繼續運作，維持著南北之間的權力不平衡狀態。新殖民主義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eltbank）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得以制度化，相較於較為貧窮的國家（前殖民地），富國（前殖民地大國）透過這些機構得以確保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保證經濟增長，並且消除對資本主義生存至關重要的經濟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