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斐玟出版社: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日期:2025-12-31語言:繁體中文 ISBN/ISSN:9786267341988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12頁開數:23 x 16 x 2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人文/史/哲視野
劉斐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自1992 年起,長期投入女書之研究與田野考察,英文專書Gendered Words(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5)榮獲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經十年醞釀,作者推出女書民族誌系列,本書為首發之作。未來,亦將在女書研究的基礎上,開演量子力學與人類學的對話場域。
女書是世界唯一的婦女專用文字,唯因史籍不載,直到1982年,在女書即將走入歷史之際,才為外界所知悉。為了「搶救」瀕危的女書,過去四十年來,有兩股新能量先後注入了女書的文化傳承:學者的學術力(1982年起)和當地政府的文化政治力(2002年起)。但弔詭的是,這些能量的注入並未使得女書的文化圖像益發清晰,反而因為他們所引動的女書學術化和女書官方化,衍生了女歌女書化、女書女歌化、女書文人化和女字標準化等現象──這些發展趨勢的合流,共同塑造了「時代新女書」;更有甚者,「新女書」正以其時代性,威脅著世人對「傳統女書」的認識,從而導致「正名」的危機:女書的賡續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在於女書是否即將走入歷史,更在於傳統女書即將被時代新女書所「覆寫」(overwriting) ,從而湮滅女書先人篳路藍縷所留下的文化足跡,誤導世人對女書的歷史定位。本民族誌撰寫的初發心就在「正名」,期能以筆者過往三十年來探索女書的研究所得與反思,來呈現女書的「傳統樣貌」,進而以之「見證」傳統農村婦女的生命視域,特別是她們的生活情境、視事觀點與情感動量,乃至女書之於江永婦女的社會建構力和所形塑的超越空間。見證就需要有「見證人」,本書即以最後一代女書自然傳人何豔新的生命敘說和女書實踐──從學習、隱匿到揭露──來陳述女書作為婦女的表意文化所昭顯的主體能動性、生活向度與時間流變。本書係由三大軸承──女書的文化場域、人類學者的田野感知、女書能手的生命敘說──外加一篇後記,所架構而成。第一篇「女書的現身、現聲與觀照視域」,旨在勾勒女書宏觀的社會文化場景、女書「訴可憐」的文體特色,以及女書如何在一訴一聽的「互為主體」和「視域融合」中,建構婦女的集體情感意識和情感共同體,乃至女書迄今的研究概況和文化政治力,以及所面臨的時代變局。第二篇「人類學者的田野感知」,收錄作者近二十次的田野行旅。呈現的不僅是研究者貼近異文化與在地知識的心路歷程,更因今日傳統文化情境已難再現,這些三十年前的田野成為了解女書社會背景的珍貴窗口。第三篇則以「最後一代自然傳人何豔新」為核心,透過這位平凡農婦的生命敘說,觀照時代場景:從解放前的裹小腳、批田、抽兵,到解放後的土地改革、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開放後等社會動盪,並以其女書能手的身份,具體見證女書的傳統面貌與生命韌性。本書後記,則提出「時空層壘表意矩陣」的理論視野,強調生命史敘說乃敘說者在不同時空中,透過多元媒介、表意事件和對話關係,所層層交疊演繹而成的動態建構。作者期盼藉由本書,既為傳統女書正名,也見證一種——游離於歷史書寫之外的婦女觀點與情感動量。
女人過去受壓迫 世間並無痛惜人只有女書做得好 一二從頭寫分明新華女子讀女書 不為當官不為名只為女人受盡苦 要憑女字訴苦情做出幾多書紙扇 章章句句血淋淋好心之人拿起讀 沒個不曰真可憐(胡慈珠,引自《江永縣文物志》1983:95–96) 「有些話就是非說不可」(Something must be said, Minh-ha 1989:119)。或許,這是為什麼人類會有文藝創作。不論所謂的「文藝」,是形諸筆墨,抑或口頭唱誦;是史書典籍,抑或民間傳說;是講經論道,抑或街談巷議;是為了立言立功,抑或在詩學中尋求超越。即使是歷史上被排除在正式文藝教育之外的女性,也擁有她們獨具一格的文藝形式。儘管這些形式常被男性菁英所掌控的主流論述所噤聲,女性從來不會只是沉默的「讀者」。即便婦女深處內門,無緣於讀書識字,她們依然是文化、歷史和社會的「書寫者」。只不過她們常常是以非主流的表意媒介,諸如口語傳播、民歌小調,甚至是以八卦和道聽途說,來抒發她們的「非說不可」。 位處中國湖南省江永縣的女性也不例外。在江永,女性不僅是男性文人筆下的書寫對象,更是「做出幾多書紙扇」的書寫主體。若與世界各地的傳統女性相較,江永婦女不僅倚賴口語歌謠來抒發暢懷,她們更創造出一套只有在婦女間流通的文字系統,來陳述她們的「非說不可」,稱作「女書」;女書,既是江永婦女所書寫的「文字」,也是據此文字書寫而成的「作品」—相較於女書,江永婦女稱漢字為「男書」。女書究竟是由誰所創造、又是在什麼因緣下應運而生,乃至歷史有多久遠?這些問題至今都尚無確切答案,我們只知道:儘管女書有可能已經流傳百年之久,但在官方的歷史文獻中,並未找到相關記載。這一隱匿於官方史料之外的女書,直到1982年,在偶然的機緣下,才為外界所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