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苾洛（Gisèle Sapiro）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6-01-15語言：繁體中文 ISBN/ISSN：9786267768495裝訂方式：平裝頁數： 216頁頁開數： 14.8 x 21 x 1.3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人文/史/哲視野
夏苾洛（Gisèle Sapiro）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歐洲社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歐洲人文自然科學學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亦為CNRS出版社「文化與社會」叢書主編。研究專長為知識分子社會學、文學社會學與翻譯社會學。
蘇碩斌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專長為臺灣文化史、文學社會學與創造性非虛構寫作。劉展岳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CLO）專案副教授、臺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表演藝術民族誌博士。研究專長為跨文化表演藝術、臺灣語言作為對外第二外語教學，近期專注在臺灣學發展與文化外交議題的研究。
文學是如何製造出來的？「文學社會學」這個在法國蓬勃發展、獨步全球的學科，關注問題的角度已然跳脫「內部分析／外部分析」的固有二分取徑。本書承繼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場域」理論概念，深入探討文學與社會之間的各種中介作用，分別由作品生產、作品文本、作品接受三個層面加以演示說明，並以跨國界、跨領域的宏觀視野，兼具質性方法與量化方法的取徑及案例，為這個學科的歷史與趨勢，布置一場繽紛而厚實的導覽。
內容連載緒論 文學社會學以「作為社會事實的文學事實」為研究對象。其意義同時含括兩個層面：其一，文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如何涉及到諸多生產、閱讀、評價作品的機構與個人；其二，文學文本如何銘刻一個時代的再現與社會的議題。 這一看似簡單的命題，卻能引出許多的問題。我們應當如何界定所謂的「參照文本」？是作者本人所發表的作品原件？若是如此，那麼像卡夫卡（Franz Kafka）死後才由布羅德（Max Brod）出版的那些作品，應當如何認定？或者，作者本人就發表多個不同的版本，又應當如何認定？又或，手稿中出現的異文，是否應視為參照文本？又應否探問作品的生成過程，並像沙特（Jean-Pual Sarte）主張的，將此過程納為一種創作計畫（projet créateur）？又或，應否關注作品如何被詮釋──畢竟詮釋會隨著讀者與時代的不同而產生改變？ 事實上，一部「作品」（oeuvre）或任何文化產物的意義，都不能化約為作者的意圖。除了因為作者並非總是在完全自覺的狀態下寫作，作品的意義至少還受到兩個超出作者意圖的因素所制約。 第一個因素，作品的意義並不僅限於其內部結構（如詮釋學者所認為的），還同時存在於國家層次或國際層次的「可能性空間」（espace des possibles）；而這個空間的輪廓，則是由當下與過去的各種象徵性生產所劃定，而作品，正是在這些生產條件的出版或再出版時確立自身位置。因此，一部作品的獨特性，是藉由與其他作品在主題、文類、構成與手法等層面的差異關係而界定的。作品承載著社會世界的再現，這些再現在當時社會的（階級、性別、國族、族群……等）各種群體之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共通性，並可能同時出現在非文學的文本之中。這就引出我們接下來更具體關注的問題：什麼才是適當的脈絡（context）？是作家的個人傳記──如同沙特在其對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研究中所強調的？或是作者的出身及所屬的社會群體（即階級）──如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聚焦的？或是其讀者群的社會特徵？或是奠定文學史的國族文學？或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言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或是依據英國文化研究學派（Cultural Studies）奠基者所提出的作品生產與流通的社會條件？或是依據從卡西勒（Ernst Cassirer）一路到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新康德主義傳統所強調的文化感知範疇？ 第二個因素， 涉及到對作品的領有（appropriation）、使用（usage）、賦予意義， 以及企圖將作品作為對象的收編（annexion）。這些「接受」（réception）過程，並非存在於文學生產史之外。首先，作品如何被接受，不僅影響作品的社會意義，更影響作品在象徵性財貨（biens symboliques）的階序體系之位置，無論是來自評論界的「接受」狀態或書店的流通情況（如被擺放在書店展示檯面的顯眼位置，或進入暢銷書排行榜等）。第二，「接受」對作者的影響往往在作者在世之時就發生，促使作者根據這種接受所引發的反應與期待，對其創作計畫做出調整或修正。第三，對於來自過去或其他文化的作品（ 再）領有（(ré)appropriations），正是「文學性可能空間」（espace des possibles littéraires）的再生產或再更新機制的核心：例如，超現實主義者重新發掘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以對抗其同時代作家；沙特推崇帕索斯（Dos Passos）或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以抗衡19世紀古典小說形式；新小說（nouveau roman）則將福樓拜「收編」以對抗沙特倡議的介入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這幾個例子都足以證明（再）領有在文學史扮演的角色。如同許多專業化領域（ 例如法律社會學），文學社會學也置身文學與社會學兩門學科的拉扯之間。這也是受到社會學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間長期緊張與摩擦的影響──社會學之所以能建構為一門學科，是因為在19世紀末跳離當時盛行的人文主義文化；而文學則迄今仍在抗拒任何「決定論式」的研究方法（ 關於這兩門學科相互的「誤解」，見Meizoz 2004 p.17）。文學社會學確實有必要克服對「客觀化」的抵拒，而這種抵拒其實就源自於對文學作品具有不確定性與獨特性的一股信念。 對文學的研究者而言，文學社會學過於「社會學化」；對社會學的研究者而言，文學社會學又過於「文學化」。文學社會學在某些國家隸屬於文學領域，但在另一些國家則又隸屬於社會學領域。這一研究領域的學科缺乏制度化之狀態，與過去半個世紀產出豐碩研究成果之現象，形成強烈的反差。文學研究者與社會學研究者之間，其實已逐步展開對話、逐步突破學科間的緊張與對立，並開啟了許多具有前景的合作途徑，而本書就是旨在推動並鼓勵這些合作（見Desan et al. 1988；Baudorre et al. 2007）。 傳統的文學研究，尤其是新批評（New Criticism）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思維，往往傾向聚焦在文本及其特定的形式。但文學社會學的目的，並不是要將文學簡化為社會世界的再現，更是要去理解文學在社會的各種存在樣態──從最具物質性的形式（ 如書本之類的物件），到其認知層面意義，再到文學在各種文類、美學與政治運動中的定位等等。 相較於既有優異的概論性著作（Dirkx 2000；Aron & Viala 2006），本書的特色在於呈現這個迅速擴展領域當前的研究進展，尤其著重社會學的視角與方法論〔包括例如多重對應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網絡分析（network analysis）等量化方法〕，另外也涉及與藝術、文化、媒體、出版、翻譯、職業、社會關係（ 階級、性別與種族）、全球化等社會學議題的交流匯聚，期望為之提供新的聯想。在與文學史研究者持續對話（Lyon-Caen & Ribard 2010）的同時，本書亦指出與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與後殖民研究（Postcolonail Studies）（Write Back 2013）的交匯前景，而且不限於法語世界（文學社會學的研究在此脈絡的發展最為蓬勃）。 第1章將勾勒這個領域的發展史，以及留下最深遠影響的各種理論，特別是試圖跨越作品的內在與外在分析之鴻溝的理論。在這樣的視角下，對文學事實的社會學取向，就可理解為：探究作品與其生產的社會條件之間的各種中介作用。這些中介作用（médiation），表現在三個層面，開啟第2至4章探討以下三個研究軸線，包括：一，作品生產的物質條件，以及文學世界的運作方式；二，作品的社會學──從作品所傳遞的再現，到由作者生產作品的方式；三，作品的「接受」與挪用的條件，以及衍生對作品的使用方式。 本書的這三章也將介紹重要實證調查的內容，並討論學者處理前述問題採用的方法。除了傳統探討文學事實的質性方法（如文獻分析、作品及評論內容的研究），社會學取向的研究，還可增加有別於傳記研究的個人軌跡研究方法；而若研究對象屬於當代，則尚可採用訪談與民族誌觀察。也因為借助了量化方法，因此與純粹的文學研究取向有明顯區隔。事實上，僅管創作行為一向被認為具有獨一無二的特質，但在文學的生產與接受過程的研究中，並不乏可量化或可測量的面向，例如：作者與讀者的社會屬性、出版類型、載體、文類、關係網絡等等。不論是對作家群體進行的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網絡分析、詞彙計量分析，還是閱讀調查，量化方法都能揭示一些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看似無法化約的文學軌跡、作品或閱讀經驗的若干特徵──前提是必須結合更細緻的質性分析。最後，本書還將探討文學史「去國族化」（dénationaliser）之後所開啟的前景，包括對作品跨國流通的研究（特別是翻譯，以及模仿），還有對文學遷移軌跡的研究（如流亡處境對創作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