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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年10月14日出生於漢諾威，在馬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主修哲學和神學，她的老師們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929年，年輕的鄂蘭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愛的觀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然因德國內部的反猶政策，使她無法在德國任何一所大學教書。1933年，在被蓋世太保短暫關押之後，鄂蘭流亡到巴黎，結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並成為好友，也開始為Youth Aliyah（一個致力於將猶太兒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組織）工作。1937年，她在巴黎遇見了德國詩人與哲學家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兩人於1940年結婚，並於1941年與丈夫和母親移居美國。

1951年，鄂蘭取得美國公民身分，並於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8年，出版畢生最重要政治哲學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9年，鄂蘭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並陸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等處任教。

1961年，鄂蘭到耶路撒冷為《紐約客》報導艾希曼大審，當時的觀察促使她寫下備受推崇與爭議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被視為討論反猶大屠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75年12月4日，鄂蘭因心臟病發，在紐約過世。

譯者簡介

林宏濤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之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正義的理念》等作品。

導論

◎文／瑪格麗特．卡諾凡（Margaret Canovan）

　　隨著人的創造，開端的原理也進入世界本身……我們沒辦法預期會開始什麼新的事物，這就是開端的本質。

　　一、

　　大抵上，漢娜．鄂蘭是關於各種開端的理論家。她的所有著作都是關於不可預見的事物的故事（不管是探討極權主義前所未有的恐怖，或是革命的新黎明），而對於人類啟動新事物的能力的反省，也在她的思考裡觸手可及。當她在一九五八年出版《人的條件》時，她自己就把一個出人意料的事物散播到世界，四十年後，這本書的原創性依然令人矚目。它自成一格，也後無來者，它的文體和風格更是深具個人特質。雖然鄂蘭無意聚集弟子，成立她自己的思想學派，但是她一直是個偉大的教育家，讓她的讀者以新的眼光探索世界和人類事務。她用以照亮被人忽略的經驗角落的方式，往往是提出新的區分，其中許多都是三分法，宛如傳統的二分法對於她的知性想像力而言太過死板了。《人的條件》裡充斥著各種區分：勞動、工作和行動；力量（權力）、武力和力氣；地球和世界；財產和財富，不一而足，而許多是透過字源學的探蹟索隱加以確立的。但是這些區分也都駸駸然以更爭議性的方式挑戰著當代的老生常談。因為她在古希臘裡發現了一個阿基米得點（那是她的作品裡最讓人跌破眼鏡的特色），據此以批判性的眼光探討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行為模式。的確，她冷靜地假設我們或許可以從二千五百年前的人們的經驗學習到重要的啟示，光是這點就顛覆了我們對於進步的信仰。她在書中不斷地提到希臘人，這點讓《人的條件》的讀者更加大惑不解，不知道這本書葫蘆裡在賣什麼藥。這是漫長而阡陌縱橫的書寫，不向既有的類型妥協，也充斥著無法預料的洞見，但是欠缺一個清晰可見的論證結構。因此，這篇導論最迫切的問題是，鄂蘭究竟在做什麼？

　　這本書的難題和它縈迴不去的魅力，在於她同時探討了許多事物。第一次閱讀的時候，很難跟得上縱橫交錯的思路，即使反覆閱讀，也都不時會有驚喜出現。但是有一件事是她顯然不做的，那就是書寫傳統意義下的政治哲學：也就是說，以哲學論證為後盾，提出政治的對策。習慣那種文類的讀者，會在《人的條件》尋找那樣的東西，通常是藉著強調鄂蘭關於人類的行動能力的闡釋。既然這本書也摻雜著對於近代社會的批判，人們往往會以為她意圖呈現一個政治行動的烏托邦，一種新雅典。這樣的諷刺畫也不算是無的放矢。鄂蘭的確很關注參與式民主，也是公民運動的熱情觀察家，從美國的反越戰示威，到一九五六年曇花一現的匈牙利革命期間由基層民眾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提醒我們在形格勢禁的情況下仍然存在著行動的能力，這當然是她的目標之一。但是她堅決否認說，她身為政治思想家的角色不是要提出任何未來的藍圖，也不想告訴任何人怎麼做。她拒絕「政治哲學家」的頭銜，認為自柏拉圖以降的所有政治哲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也就是忽略了一個政治學的基本條件：那是關乎眾多人們的事，每個人都可以行動，可以啟動新的事物。這樣的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偶然而不可預測的，「那是政治實務的事，取決於眾人的合意；它們不是基於理論的考量或一個人的意見」。

　　好吧，不是政治哲學，這本書很多地方表面上完全不像是在談論政治。關於勞動和工作、近代科學和經濟成長的蘊含的長篇大論，都只是政治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本身。即使是行動的討論也只有一部分和具體的政治行動有關。在這本書出版不久以後，鄂蘭自己形容《人的條件》是她計畫中（但是一直沒有完成）的政治理論系統作品的「一種序論」。她解釋說，既然「行動是核心的政治活動」，那麼首先就有必要預備性地釐清，「在概念上將行動和人類其他活動區分開來，它往往和它們混為一談，例如勞動和工作。 」而這本書最明顯的結構性原理，就在於對這三種對於人的條件而言很根本的活動形式的現象學式（phenomenological）分析：勞動，對應於身為動物的人的生物性生命；工作，對應於人類在塵世建造的事物的人造世界；以及行動，對應於我們作為判然有別的個體的多元性。鄂蘭主張說，這些區分（以及其中蘊含的活動的位階層級）在以哲學和宗教為優先的思想傳統裡一直被忽視。然而，這本書不只是現象學的分析而已，也不是是鄂蘭對於傳統政治哲學的誤解人類活動的批判而已。因為這些都在她對於當代事件的回應框架裡。當她在序言裡說，她只是想要「思考我們到底在做什麼」而已，就已經表明她心裡不只是要提出對於人類活動的概括性分析，而是要「從我們最新的經驗和最近的恐懼的制高點，重新思考人類的條件」。那是什麼經驗和恐懼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