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郁如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7-06-20語言：繁體中文ISBN/ISSN：9789863502319裝訂方式：平裝頁數：472頁頁開數：14.8 x 21 x 2.5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人文/史/哲視野
洪郁如 東京大學博士，現任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台灣社會史及性別研究。論文散見於台灣及日本各學術期刊中，譯作包括《戰後臺灣政治史》（合譯，臺大出版中心）。
吳佩珍（序章、第一至三章） 日本筑波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近代文學、台日殖民文學、文化比較。著作包括《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譯作有《帝國的太陽下》、《太過野蠻的》、《低聲假唱君之代》等書。另有導讀、隨筆散見於學術專書、翻譯小說與文學雜誌等。吳亦昕（第四至六章、終章、後記） 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殖民地文學、台日比較文學。譯作有《戴國煇全集24 採訪與對談卷七》等。
解纏足、新式教育、高等女學校……從新女性的誕生，追溯台灣社會近代化的變動過程 所謂「新女性」，是出現於1920年前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女性們所被賦予的稱謂。她們是脫離纏足的舊慣，接受日本新式教育的一群，主要是高等女校畢業生構成的集團。 本書乃透過女性角色的變化，企圖重新啟問日本對台灣統治的社會史意義。同時以「新女性」世代的誕生過程及其社會定位為對象，具體進行分析；並透過1895至1945年日治時期新女性的形成，考察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依此，本書將避免單以台灣女性為對象的通史性敘述，而是以新女性為主體所開展的殖民社會結構變動為直接研究對象。 作者並著重殖民地的台灣新女性，如何在帝國政府的統治權力，與台灣社會的家族倫理複雜交錯中生長，且透過文獻資料勾勒出殖民地台灣的社會斷面。
蘭心慧質美韶容：台灣近代「女學生」／「新女性」的誕生／吳佩珍謝辭／吳佩珍中文版序中文版凡例 序章 台灣女性史的再建構問題之所在台灣女性史的研究方法本書的課題與意義本書構成 第一部「新女性」的形成 第一章 解纏足運動台灣的纏足狀況統治者所見的解纏足仕紳階層所見的解纏足新女性形象的見聞改造作業解纏足論中的新女性形象從女性一方所見的解纏足 第二章 殖民地女子教育的展開日本統治當局的殖民地女子教育觀台灣家庭的女子教育觀國語的重要性固有色彩的比例發展的被動性與極限入學後女性的變化 第三章 「新女性」的誕生統治者的女子教育方針轉換台灣社會的女子教育觀變化女子教育世代的誕生 第二部「新女性」的定位 第四章 婚姻模式的轉變戀愛結婚論的登場戀愛結婚論的基本構圖戀愛成為社會問題新婚姻模式的形成 第五章 社會運動參與的限制新女性爭奪戰組織化的嘗試：彰化婦女共勵會「保守—改革」的對立：彰化戀愛事件（一）「協力—抵抗」的對立：彰化戀愛事件（二）婦女組織的存在型態 第六章 新菁英家庭的形成新菁英家庭的理想圖新菁英階層的家庭生活與妻子的角色母親的角色媳婦的角色殖民地政治與女性的角色 終章 與台灣近代史的對話：新女性呈現的意義「新女性」誕生的決定要因「新女性」誕生對社會的影響「新女性」在近現代史上的意義 後記資料、參考文獻索引
黃長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游鑑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楊 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洪郁如教授的這本「近代台灣女性史」，對台灣史或台灣的性別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作品。全書呈現所謂的「新女性」的形成，以及她們與當時的性別體制及台灣的社會政治的關係。作者透過這群受日本新式教育的台灣女性，不但呈現了殖民現代性與女性的關係，也指出了在這些可以流利使用日本語的新女性之外，還有廣大的其他台灣女性的歷史等待被挖掘。本書值得肯定與推薦，而本書之後，期待有更多台灣女性史的作品出現。──黃長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本書既是目前已有的台灣女性史研究的歸納、統整、辯證，同時也是新觀點的發散，以及新取徑的延展。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女性主體出發，扣緊殖民地社會結構變動，開展新的研究視域，並從具體生活現場，而非既有的、特定的「女性解放」概念，重新定義「新女性」。全書分成兩大部分，首先從「新女性」的主體出發，敘寫她們的誕生與形成；其次，扣緊殖民地家族與政治的歷史場域，速寫新女性的生活形態與生命實踐，並由此為「新女性」重新定位。簡單來說，本書並非以固定意義的「新女性」概念，來為台灣女性史構圖；恰恰相反，作者是通過具體的女性生活、思想、行動，來定義「新女性」，從而賦予「台灣新女性」複數多元的有機主體性。──楊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蘭心慧質美韶容：台灣近代「女學生」／「新女性」的誕生 吳佩珍（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書日文版《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史發展最重要的專書之一，2001年於日本出版後，廣受台日兩地學界好評。出版至今已逾十數載，仍是目前一窺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教育發展過程以及當時婚姻、家庭、社會中女性角色變化最具系統性的介紹專書。 此書共分二部八章，第一部「『新女性』的形成」，介紹日本領台之後，在殖民統治下的近代化進程中，台灣女性從「前近代」至「近代」的變遷。台灣近代化的一環：解纏足運動，讓女性「身體」從束縛獲得解放，在身體獲得自由的同時，也得以從家庭的「私領域」進入學校接受教育。這個契機不僅開啟了台灣新式女子教育，也宣告台灣「新女性」的誕生。由於統治者與台灣仕紳階層積極形塑「文明」女性形象，讓台灣的解纏足運動在十五年內獲得了成功。 日本於1895年領台時，新統治者將帶有「前朝」政治意涵的男性的辮髮以及女性的纏足，視為首要的廢除目標。「新領土」人民身體殘存「前朝」記號，不僅有損「日本帝國」國威，同時也威脅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正當性。為了改革陋習，日治初期總督府所展開的大型誘導政策，便是讓台灣仕紳到日本「內地」進行目的性的觀光，同時獎勵其中勢力者實際參觀女子師範學校以及女子職工訓練所，讓這些台灣仕紳在日本的女子教育以及勞動現場見識日本「新女性」形象。台灣仕紳對於如此的「文明」女性形象，開始心生憧憬，進而轉向台灣內部尋求台灣自己的「新女性」。這不僅加快廢除至今為止中、上流階層象徵的女子纏足舊習的腳步，也催生了台灣的新式女子教育。然而，日本統治下的女子教育偏重日式的生活禮儀與「國語」教育，讓台灣的「高女文化」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這意味著統治者預見這群高女生即將成為台灣新世代菁英階層的妻子，進而企圖透過新式女子教育強化台灣女性對日本「宗主國」在文化層面的認同與忠誠度。 第二部「『新女性』的定位」，主要論述「新女性」的出現，對婚姻樣式、社會運動與家庭組成等層面所帶來的變化。當「戀愛結婚」論在東亞流行，也逐漸傳入台灣，進而重新形塑兩性關係以及婚姻樣式。「戀愛結婚」成為台灣新世代男性與女性理想的結婚樣式。第四章便以台灣的菁英階層為例，觀察在「戀愛結婚」論述的影響下，婚姻樣式在傳統與新式之間尋求折衷的道路，逐漸演變的過程。 此時期的「戀愛結婚」概念來自瑞典的女性思想家與女性運動者愛倫凱（Ellen Key）的主張，主要根據其著作《戀愛與結婚》（Loveand Marriage，1903）的相關論述。愛倫凱著重自由主義的自我啟發，因此提出戀愛以及婚姻必須建構於各自獨立的人格之上，同時倡導兩性不僅應該擁有「戀愛的自由」，同時也需具有「離婚的自由」。愛倫凱的「戀愛結婚」論述隨著推動日本第一波女性解放運動的「青鞜」集團進入日本，「青鞜」創始人平塚雷鳥（明子）在其機關雜誌《青鞜》譯介《戀愛與結婚》（1913年1月-1914年12月）之後，「戀愛結婚」的概念便以日本為發信地，向中國、當時的朝鮮半島以及台灣等東亞諸地域擴散。進入台灣的途徑，除了中國之外，主要透過台灣的在日留學生。由在日留學生所創刊的《台灣青年》（1920-1922）、《台灣》（1922-1924）以及《台灣民報》（1923-1930），不僅刊登了台灣最早的「戀愛結婚」論述，也是重要的傳播媒介。 「戀愛結婚」論述傳入日本、中國等地之後的發酵效應，不僅引起各地新式知識分子熱烈的討論，同時也對女性解放運動興起推波助瀾的作用。「戀愛結婚」的魅力讓新世代青年男女不惜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與至今為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代表的舊勢力進行對決。對男性知識分子而言，「戀愛結婚」實踐的可能性，取決於對女性的啟蒙，及「新女性」型塑的成功與否。因此，戀愛論述經常是女性解放運動以及女性的社會參與的一體兩面。新舊勢力交鋒下，當女性主動爭取「戀愛」自由以及「婚姻」自主時，經常遭受舊勢力從「道德」與「貞操」的觀點進行批判。以日本為例，1899年文部省頒布《高等女學校令》之後，各縣市府開始設置「高等女學校」，高校女學生開始大量出現於公領域。從窮鄉僻壤遠赴都市求學的女學生，在遠離家父長監控下，便被視為有「墮落」危險的預備軍。「女學生」因自由戀愛而發生的悲劇，成為聳動的社會新聞，「墮落女學生」的負面形象在報章雜誌的渲染下，逐漸成形，同時也成為文學作品的熱門題材，甚至形成所謂的「墮落女學生」作品群。如小杉天外的《魔風戀風》（1904）、小栗風葉的《青春》（1905-1906）等，都以男女學生之間的「自由戀愛」為主題，女主人公最後的命運不是喪失性命，便是因失去貞操而走上毀滅一途。特別在1911年女性解放運動團體「青鞜」創立之後，認為家父長權威受到挑戰而動搖的守舊勢力，對於等同女學生代名詞的「新女性」（新しい女）開始極盡抹黑與詆毀之能事。 「戀愛結婚」論述與婦女運動的發展，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與前述日本1900至1920年代的發展構圖有類似之處，但由於身為殖民地，尚有不平等壓迫的另一層桎梏。作者在第五章「社會運動的參與」中指出，日治時期台灣的婦女運動不僅要受到日本統治當局的警戒與壓制，同時也因台灣人社會內部的對立而面臨制約。台灣人社會內部的新舊衝突，則是來自新、舊兩派對於自由戀愛、女性解放的見解存有歧異。1926年2月爆發的「彰化戀愛事件」可說是雙方之間衝突的象徵性事件。事件經過是彰化街長的子息楊英奇與林士乾帶領潘珍等5名女性，密謀搭船前往廈門，但中途事跡敗露，僅林士乾與楊金環這對情侶成功渡航。這群年輕男女多為台灣中部名門子弟，5名女性均為彰化高等女學校的畢業生，其中還有公學校的教員。此外，其中4名還是台灣第一個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的成員，是所謂的「新女性」。藉由彰化戀愛事件，舊文人歸咎新知識分子倡導的自由戀愛導致性道德秩序崩壞，新知識分子則將此事件定位為男女的「淫奔」，而非自由戀愛。二者之間攻防之激烈，從1926年2至6月之間，《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民報》的戀愛論爭相關報導以及論文達60篇之多，可見一斑。此外台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與彰化婦女共勵會的密切關係，以及文化協會機關雜誌《台灣民報》倡導「戀愛結婚」與「戀愛自由」論述，不僅舊文人，日本統治當局也藉機透過《台灣日日新報》批判文協，讓此一論爭增添殖民地統治樣態複雜的政治因素。 1899年頒布《高等女學校令》時，當時樺山資紀文相（曾任第一任台灣總督）即明示高等女子教育目的：「在於養成賢母良妻之素養，故需涵養優美高尚之風氣、溫良貞淑之資性，同時須習得中流階級以上生活必須之學術技藝」。換言之，即是為將來中流階級以上家庭所打造的「賢妻良母」教育。觀察第六章「新菁英家庭的形成」，新菁英階層家庭中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正與日本「賢妻良母」教育的目標不謀而合。即使如此，但仍存在與當時日本「內地」的顯著差異，即這些新女性與殖民地政治的關係。身為台灣殖民地菁英的伴侶，這些「新女性」為了輔佐丈夫或者保障自己子女與日本人具同等的受教權，以日語以及日本文化為中心所習得的知識與技能，進行所謂的「夫人外交」，與統治集團往來、交流。此外，這些新世代女性在戰爭時期成為統治者動員的主要對象，除了需利用她們在當地社會的影響力以動員庶民層的女性，也透過將其編入體制之下，以便掌控台灣菁英階層家庭。但是當這些新女性對殖民統治動員產生抗拒時，作者舉例指出，這股企圖被動員的領導力量便有轉變成為危機的可能。 日治時期受日本國家的殖民統治戰略與台灣社會的家族戰略而養成的「新女性」，同時也成為當時台灣新文學所欲召喚的謬思。正如夏目漱石《三四郎》（1908）的女主人公里見美彌子，當時台灣男性作家描摹的「新女性」，是男主人公們憧憬的「自由戀愛」對象。即使如此，作品世界的男女主人公卻總在婚姻道上每每失之交臂，彼此成為永恆的過客。如林煇焜《命運難違》（爭へぬ運命，1933）中與李金池陰錯陽差擦身而過的鳳鶯，張文環〈父親的要求〉（1935）中阿義暗戀的賀津子小姐，翁鬧〈天亮前的愛情故事〉（夜明け前の戀物語，1937）中男主人公單戀的女學生，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趙夫人の戲画，1939）中女校畢業後便嫁與紈褲子弟趙駿馬的趙夫人，台灣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只能是男主人公戀愛憧憬的幻影，最終依舊只能進入父母之命的婚姻。這些作品凸顯男女主人公受限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社會，畸形的近代化發展，暗藏太多的不確定性與不對等要素，讓「戀愛結婚」之路只能是荊棘重重。 反觀「新女性」世代的自我書寫，會發現她們開始摸索婚姻、家庭之外，獨立自主的可能性。日本第一位女學生出身的職業女作家田村俊子的《斷念》（あきらめ，1911）主要描寫女學生世代積極尋求婚戀以外，屬於自己人生的可能性，這也暗示「新女性」不再安於「賢母良妻」教育的最終目標。台灣女作家楊千鶴其〈花開時節〉（花咲く季節，1941）中的女主人公惠英，女校畢業後，眼見同儕女伴一個個走向婚姻然後生兒育女的道路，即使對未來人生目標一片茫然，但對如此非自主的人生，仍不由自主發出抗拒。惠英的抗拒、茫然與叩問，可說是當時台灣「新女性」世代正走向下一階段的旅程碑，也象徵正逐漸萌芽甦醒，但仍不知名狀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