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查普曼（Robert Chapman）出版社：方舟文化出版日期：2025-07-02語言：繁體中文ISBN/ISSN：9786267596937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開數：17 x 23 x 1.6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社會議題/研究
羅伯特．查普曼（Robert Chapman） 神經多樣性哲學家。 寫作主題包括神經多樣性理論、瘋狂與無行為能力。曾任教於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目前在杜倫大學擔任「批判神經多樣性研究」（Critical Neurodiversity Study）助理教授。在《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和《批判神經多樣性》（Critical Neurodiversity）這兩個網站發表文章。
聞翊均 臺南人，熱愛文字、動物、電影、紙本書籍。現為自由譯者，擅長文學、運動健身、科普翻譯。翻譯過《黑色優勢》、《價格烽火效應》、《亞馬遜貝佐斯的外星人思維法》、《檯面下我是這樣投資》、《我只押成長股》等作品。
★知名書評網站BookAuthority選為2024年「最適合殘疾人士閱讀的書籍」 ★《富比世》雜誌盛讚：出色無比！ ★牛津大學神經多樣性研究中心讚賞作者致力於理解「神經非典型發展」 深入洞察「正常心智的發明史」，看看「正常」的背後潛藏哪些權力結構，影響了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 被霸凌的親身經驗，讓作者反思少數者遭受的壓迫 作者生於父親酗酒、母親離家的貧困家庭，在學校遭受霸凌，罹患飲食失調，甚至一度想自殺。他露宿街頭，靠著賣大麻維生。進入寄養家庭後，他一邊研究哲學，一邊在工廠值夜班，並拿到自閉症診斷證明。他發現自己的創傷和心理疾病不只源自貧困和父母的忽視，也源自這個打從結構就歧視障礙人士的世界。「正常」被當成壓迫異己的一種工具，針對自閉症、同性戀、憂鬱症、精神疾病等少數者，進行隔離、矯正、排除和汙名化。 把人分為正常跟不正常，原來跟資本主義有關 資本主義這種經濟體系強調競爭力與勞工生產力，使得人類被重新定義為機器，接著，「正常基準」的概念出現了，人們利用這個概念重新想像健康和能力的本質，創造了壓迫少數者的「常態帝國」。 不正常，或許根本不是件壞事 神經多樣性的概念，認為「正常大腦」和「神經典型」不應該被視為理想狀態，應該以看待生物多樣性的觀點看待心智運作。1990年代起展開的「神經多樣性運動」，希望能結束對神經多樣性價值的壓迫，推動神經多樣性發展。 消除偏見和歧視，看見多樣性的美麗 透過作者的角度，宏觀地回顧歷史各種思潮的背景脈絡，像是與基準常態密切相關的種族主義、男性威權主義與資本主義邏輯，瞭解神經多樣性運動為何出現、神經多樣性解放需要的集體意識，以及通往多元共融美好未來的路徑。
1. 深度探討資本主義崛起如何創造「常態帝國」：常態帝國包括物質關係、科學研究計畫、官僚體系等，這種帝國式的框架突顯了神經多樣性壓迫、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聯。 2 .帶你看見「正常」背後充滿殘忍殺戮的歷史：統計學家高爾頓提出的優生學理論，對歐美的政治文化產生巨大影響。在美國，有智能障礙的黑人女性被強制節育。在德國，納粹引用高爾頓的理論，合理化對於心理疾患與智力障礙的孩子與成人所做的分級、評估與絕育，以及大量謀殺猶太人！ 3. 首次以馬克思主義角度分析神經多樣性的歷史：馬克思對人類發展的觀點是開放多元的，他認為世上有各種不同、有價值的發展方式，不應把全面發展或完美發展的特定願景強加在任何人身上。 4. 利用神經多樣性的理論和行動，達到集體解放：作者指出，我們應該質疑生物醫學與心理學的立論，及這些意識形態的功能，但不要否認精神疾病與障礙確實存在的事實，唯有這麼做，才能建構出對於疾病與障礙的新認知方法，同時反抗優生學意識形態與壓迫，走向多元共融的未來。
朱家安（哲學作家） 郭詔今（美國加州臨床心理師）
王浩威（榮格分析師．精神科醫師） 王意中（王意中心理治療所 所長／臨床心理師） 文國士（蛻變方成事創辦人） 怪奇事物所 所長 許思敏（陽明交通大學專任外語心理師） （依姓氏筆劃排序） 重量級媒體、作家熱烈推薦 出色無比！——《富比世》雜誌 對於神經多樣性反資本主義運動而言，這是極其重要且亟需的理論架構。——《Red Pepper》雜誌 這本前所未有的著作，為神經多樣性的論述補上了非常重要的缺口，描繪了人類發明「常態」觀念的深遠歷史，而常態正是資本主義最具壓迫性的工具之一，同時本書也沒有屈從於「反精神醫學」運動的迷思。閱讀本書能讓你更透澈地觀察這個世界。——史提夫．希伯曼（Steve Silberman），《自閉群像》（NeuroTribes：The Legacy of Autism and the Future of Neurodiversity）作者 《正常由誰定義？》認為神經多樣性的基進政治主張，應該把重心放在針對資本主義的對抗。查普曼解釋了這麼做，不只對神經多樣性族群來說是必要的，對資源分配的合理性來說也是必要的。他的想法引人深思、具有挑戰性又充滿說服力。——海爾．史潘德勒（Hel Spandler），《精神病院：基進心理健康雜誌》（Asylum：The Radical Mental Health Magazine）編輯 本書令人著迷，作者做了無比詳盡的研究，這是我們邁向新社會典範的關鍵一步。查普曼揭露了令人窒礙難行的常態已限制了我們的潛能，並指出一條道路，引領我們通往更美好、更有創意的未來。——尼克．沃克（Nick Walker），《神經酷兒異論》（Neuroqueer Heresies）作者 這本至關重要的著作，點燃了馬克思主義式神經多樣性革命的火焰。查普曼大膽地向我們提出挑戰，要我們想像一個不受神經基準性壓迫的自由世界，若要解放無行為能力者、精神失常者與神經多樣性人士，最核心的行動是瓦解資本主義――他以反資本主義的明確態度，開創出通往神經多樣性的嶄新途徑。——碧翠絲．艾德勒－波頓（Beatrice Adler-Bolton），《健康共產主義》（Health Communism）共同作者，Podcast「死亡陪審團」（Death Panel）共同主持人 這是一本能產生立即影響的開創性著作，《正常由誰定義？》肩負重大責任，為神經多樣性打造出一套條理分明的基進馬克思主義觀念。查普曼以傑出的批判性手法，匯集了哲學、科學與行動主義在不同時代的各種浪潮，形塑出一種嶄新的思維政治態度，超越了名為自由權利的各種隱性階級意識，引領我們走向解放的未來。——米迦．弗雷澤－卡羅（Micha Frazer-Carroll），《瘋狂世界》（Mad World）作者
發現神經多樣性一九九○年代，神經多樣性運動開始出現在自閉症的社運團體中，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正在努力適應學校。當時社會普遍認為自閉症是一種個人的悲劇疾病，病人沒有能力過上健全的生活。人們認為，自閉症者和病患家人的唯一希望，是在未來透過行為制約或生物醫學的介入治療來治癒這個病症。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左右，越來越多人接觸到個人電腦和網路，這是自閉症者第一次有辦法透過網路建立連結。自閉症者彼此認識後，對於相關症狀的認知在短時間內大幅提高，他們開始質疑社會大眾對於自閉症的主流理解。這些自閉症社會運動的先驅者聚在一起，很快便意識到他們遇到的問題全都很類似，其中也包括我當時才剛開始留意到的各種生活問題。他們逐漸開始討論，或許他們會經歷這些相似的問題，主要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大腦損壞了，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無法順應他們在神經方面的不同之處。他們因而開始探討《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一九九七年一篇報導中描述的「神經多元論」（neurological pluralism）。這種論述強調了「非典型人士」的行為和處事方式，需要這個社會接受並提供支持，而不是被建構成一種需要被控制、診療和治癒的醫學疾病。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正是出自於此，當時首位把這個概念記錄下來的是社會學系的學生茱蒂．辛格（Judy Singer）。神經多樣性的基本概念是：我們不應該把「正常」大腦和「神經典型」視為理想狀態，而應該以看待生物多樣性的觀點看待心智運作。以這種觀點來說，一個社會需要各種類型的心智才能順利運作，因此我們不應該預先認為「常態」勝過「歧異」。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應該認為社會中有各式各樣的心智，不同環境會使得各種心智變得具有行為能力或失去行為能力，沒有任何一種心智狀態天生就比其他的更優越。以我親身經歷過的各種感官問題為例，我們可以認為這一類問題的成因在於，學校、工作場所與公共空間在設計時，都是以神經典型人士為主要考量。更廣泛地來說，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用社會邊緣化與社會歧視的脈絡，理解自閉症者的許多痛苦經歷――例如我在學校受到霸凌。為了解決這種問題，辛格與其他社運人士呼籲社會應進行新的「神經多樣性政治」（politics of neurological diversity）。對他們來說，神經多樣性政治是新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他們會在推動此運動時以早期的民權運動為模板，而那些民權運動的訴求是終結國內外在種族、性別與性這三方面的隔離與壓迫。他們希望這個嶄新的神經多樣性運動，能替神經異常人士和神經障礙人士爭取應有的權利，藉此幫助這些人減輕生命中的困難。他們希望能以推動神經多樣性發展的方式重新設計這個世界，結束全球各地對神經多樣性價值的壓迫。他們呼籲社會大眾注意神經多樣性政治，此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聚集了許多支持這個目標的新倡議者。雖然這項運動早期大多聚焦在自閉症上，不過其他領域的人很快就開始應用各種源於自閉研究領域的架構和詞彙。第一批使用的是同屬發展障礙的群體，例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和運動障礙症（Dyspraxia）。接下來，其他被診斷為病患的人（例如雙極性障礙者與邊緣人格障礙者）也開始應用神經多樣性的框架，更不用說那些沒有獲得正式醫學診斷的人了。二○○○年代早期，卡西安．阿薩蘇馬蘇（Kassiane Asasumasu）創造了「神經多樣者」（neurodivergent）這個詞彙，我們可以藉此得知自閉症框架的延伸應用程度。對她來說，只要一個人的神經功能被視為「不同於典型」，就是神經多樣者，無論這個人的差異是因為社會無法順應多樣性，或癲癇症等醫療診斷而導致的障礙，都一樣是神經多樣者。阿薩蘇馬蘇寫道：我們尤其可以把這個概念「視為一種包容的工具」，所有神經非典型人士都能夠應用。儘管這種延伸應用使人們開始質疑神經多樣性框架的範圍和界線，但這種延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幫助更多人進入神經多樣性的標籤之下。同時，正如史帝夫．格拉比（Steve Graby）觀察到的，反精神醫學的擁護者強調，他們和肢體障礙者不一樣，他們認為精神病患者並不是真正的障礙者；而神經多樣性的觀點則全然接受精神病患者的障礙者身分，並且強調心理障礙和生理障礙之間的相似性，允許社會發展出應用更廣泛、包容性更高的政治信念，神經多樣性的支持者也跨越了身體被醫療化的人與精神被醫療化的人之間的分立。隨著這項運動的成長，神經多樣性理論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適應。對我來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名為尼克．沃克的自閉症年輕學者在二○一一年指出，若要解放神經多樣性，不只是患者需要取得權利，這個社會也需要在科學與文化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典範轉移」。這種轉移會帶領我們遠離主流的「病理學典範」，沃克認為這種典範是依照精神正常者的極度受限標準定義出來的，這種定義本身就會把精神多樣性病理化與污名化。沃克呼籲眾人留意病理學典範，並指出這種典範鞏固了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與醫療，也鞏固了普羅大眾對神經多樣的刻板反應。她認為神經多樣性的支持者必須建立「神經多樣性典範」，包容並接納人們在認知與情緒方面更大幅度的差異。這種可能性不只為無數神經多樣者帶來希望，同時也提出了一種理想，讓人們可以一起努力。這個理想讓身為哲學家的我迅速投身其中，因為我知道這種典範轉移不但需要科學、臨床與文化方面的實踐，也需要更基礎的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