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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史瓦茲(Alice Schwarzar)生於一九四二年，為女性主義新聞從業人員，也是西德婦女運動相當知名的活躍人物。她曾擔任艾瑪(Emma)雜誌（西德最早創刊及非常重要的女性主義雜誌）的主編及發行人，從一九七一年以來並出版過大量著作，包括《帶著激情》(Mit Leidenschaft)、《為何偏偏是她？》(Warum gerade sie)、《有關愛與恨》(Von Liebe+Haβ)、《一種死亡的愛》(Eine todliche Liebe)、《色情》(PorNo)等。本書是她與西蒙．波娃共事了十年而作成的採訪紀錄，先以德、法文出版，一九八四年譯成英文出版。

再版序

文／鄭至慧

「在黑暗的五十與六十年代，新的婦女運動尚未降生，《第二性》就是我們這些正要覺醒的婦女之間彼此傳遞的暗語。而西蒙‧波娃本人、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都成了一種象徵：象徵著即使是一個女人，也可能突破所有的阻礙，衝破習俗與偏見的限制，按照自己的意願過這一生。這份象徵意義迄今猶在。」愛麗絲，史瓦茲在一九八二年如是說。

那一年，史瓦茲完成了她對西蒙‧波娃歷時十年的訪談，寫成《今天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heute）一書，詳盡記錄波娃從不認同女性主義，寄望社會主義革命解放婦女，到對社會主義失望，主張婦運必須獨立自主的心路歷程。過去世人熟知的波娃是撰寫理論巨著《第二性》的思想家，《今天的西蒙‧波娃》則人味十足，她為爭取女人生育自由而簽名承認自己曾經墮胎、走上街頭，提供寓所作為非法進行墮胎手術的場所；她和後生小輩並肩負責計畫和組織，每次集會都準時到場，最痛恨別人不守時；她喜歡和大家一起聚會、進嚏A但拒絕加入輪流做飯的行列，因為討厭做飯！在史瓦茲筆下，波娃既嚴格又率性、既有所執持又不怕改變的形象躍然紙上，令遠在台灣的讀者也心嚮往之。

也就在史瓦茲寫成此書的那一年，台灣民間的婦女運動歷經波折，正以「婦女新知雜誌社」的名義重新起步，努力的方向之一是「介紹世界各國婦女運動的理論與實際，以供我國婦女從事婦女活動之參考」。話雖這麼說，由於當時資訊取得不易，雜誌上有關全球婦運的報導並不多見，可說直至一九八四年底開始譯載史瓦茲對波娃的訪問錄，透過波娃對西方各婦女運動流派的分析，才填補了部分資訊上的空白，也為台灣本土婦運提供了思考與辯論的材料，如波娃對婦運初期聚會應暫時排除男性，以免壓抑女人的主張，就是其中一例。更有趣的是，當時《婦女新知》大部分文章，在措辭上還習慣以「婦女」取代「婦運」或「女性主義」等比較激烈的詞語，然而刊出史瓦茲對波娃的首篇訪談時，文章的標題卻正是〈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這句名言本是波娃針對西方婦運力圖與黨派活動分離的歷史時刻而發的，波娃不惜用自己的高知名度為新的自主婦運背書，使世界各地的婦運都大受鼓舞，因此史瓦茲說這篇訪問締造了歷史。如今重看《婦女新知》雜誌，我卻看出另一段當時不察的歷史：「我是女性主義者」等字樣首次以這麼粗大醒目的標題字體在台灣媒體上現身，也正如「我們這些正要覺醒的婦女之間彼此傳遞的暗語」。《婦女新知》於一九八六年出版此書，成為叢書中第一本譯著，因此別具意義。

這本波娃訪問錄另一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波娃與沙特首次同台答覆有關他們關係的問題。誠如標題所言：「我們不是不可批判的」──每個讀者在讀完後，都對這兩人大致平等，但好像還可以更平等些的關係不無疑惑，從而引發出釵h有趣且意義深長的討論。但細究之下，不難體會出波娃與沙特在談話中流露的正是不文過飾非、不故作完人狀的特色；他們引以為傲的不是道德上的完美或正統，而是比絕大多數伴侶多得多的誠實與溝通。他倆逝世後更多資料陸續浮現，今日的讀者對他們獨特的伴侶關係有更多的質疑，但在本書──中文名《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訪問錄》再版之際，我們仍然想邀請讀者把這兩人的關係置於誠實與溝通的架構下再作一番審視，或與更新型的伴侶關係作一番比較。

此外，於再版本書之際，也想指出：釵h九０年代以後才在台灣廣為討論的議題，在本書中都早見端倪，諸如：分離主義的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本質論的女性主義論述等。由於史瓦茲與波娃長期在婦運中共事，相知甚深，所以在措辭平易的問答中能直接談到問題的核心，比冗長繁複的論述更一針見血。例如波娃一貫反對以口惠而實不至的口號、花招安撫婦女，批評「國際婦女年」不是重視婦女的徵兆，而是對女性的作弄和侮辱，「接下來會有『國際馬年』、『國際狗年』等等……把婦女當作無足輕重的物品看待，在男人的世界裡只需要認真對待一年就夠了」，至今讀來，其言談之率直犀利仍耐人尋味。

二○○一年